钱穆先生一直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来是觉得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能忽略中国传统政治;再则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而生,也就是必须与人事相配合。由于国家动荡加上私人生活不安定,一直没能落稿。1952年,承何敬之先生邀请,在战略顾问委员会演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遂将讲稿记录下来形成此书,但由于只有5次讲期,故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大体上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政治一般得分两方面来讲,一是“人事”,一是“制度”。人事变动较大,而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修订,比较稳定,可以规定、限制人事。该书偏重于制度,少谈人事,但要讲制度甚是不易,毕竟它属于一项专门的学问。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离开人事单看制度,则比较枯燥乏味。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形成一整套的。
第三,制度虽已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变动的,制度之创立、流变或消失,均有端倪,是逐步关联的。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某种人事需要,也必有种种用意。在当时未必尽为人所知,一到后世更鲜有人知。
第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百利而无一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因此其得失/利弊,因视其当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称之为“历史意见”,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判历史上的各项制度则只是一种“时代意见”。
第六,讨论一项制度时,不仅应重视其“时代性”,同时还应重视其“地域性”。在讲述中国的历代制度时,正应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文化史中的一项,若不能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很难单独抽出其“政治”这一项目来讨论它的效用。
作者的思路是先讲“政府的组织”,也就是政府职权的分配,其次讲“考试和选举”,再次是政府的“赋税制度”,最后讲“国防与兵役制度”,单从这四个方面来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主要从历史事实来比较它们的好坏,其他的制度暂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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