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今日刊登出一篇题为“湖南一女子因举报乱倒垃圾一家四口被砍”的新闻，看到这篇报道中提到的犯罪嫌疑人对举报人实施的伤害行为，以及受害家属对此发表的无力之言，不觉得想到了两部电影《守法公民》、《教父》。
如果你的正义无法得到实现，那就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守法公民》。
如果你的正义凭借自己的力量自己实现不了，那就去找教父，他会帮你实现-《教父》。
这两部电影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当正义存在空白区域时，对于个人的正义应如何实现，两部电影在这一点给出了共同的答案“以暴制暴”。相信很多看过这两部电影的观众会对电影中的精彩情节记忆深刻，尤其是当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力量逐步的实现属于自己的正义时，那一刻很多人在内心中一定会有一种痛快的情绪释放，电影中可以以暴制暴，但现实中以暴制暴却是违法的，这就是现实与电影的不同。
在现实中，也总有一些“正义”无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被有效实现，总有一些“公平”成为了纸面上写的两个字。
一个人因举报乱倒垃圾而被别人伤害，一个人在维护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时，却被给予迎头痛击，而作为被砍伤妻子和孩子的一位父亲，对此却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种无力感以及被伤害却无法做出任何有效行动的前提下，一个男人的内心必然是深深受挫，而且也是终生难以跨过的心坎。
不过，这个男人又能做什么呢,报警，等待人民法院宣布罪犯应受的惩罚，判决书公布生效之日，这件事也算是画上了句号，但是，对于这个家庭而言，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但他们一定不愿意再多管闲事，对于这个村子而言，村民也不会再去阻拦倾倒垃圾的某个人，因为，相比于罪犯被绳之以法，村民更恐惧的是自己的亲人受到伤害而无能为力，但这又能怎么办呢。
一个社会，爱管闲事的人越来越少，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麻木；一个社会，爱管闲事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有公德；对于犯罪分子的制约，不仅仅只有法律，还有一种社会公德的约束，但如果这个公德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但没有被反复的使用，法律就真的成为了唯一的约束每个人的规则，而这并不好。
因为法律是让一个人不去做坏人，而不是让一个人如何去做好人。
看过抢夺公交车司机方向盘的危险分子被乘客群殴，看到伤害小孩的危险分子被路人踹到，而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总会被特别报道，人们纷纷点赞，我也会去点一个赞，因为点赞太容易。回到自己身上想一想，如果换做是我，我会去做吗，如果充满危险，那么，我还会做吗，如果做是因为什么，如果不做，又是因为什么。
而这个不做，是自己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如果当初反对倾倒垃圾的不是这个家庭，而是整个村的村民，犯罪分子还会那么嚣张吗？犯罪分子之所以嚣张到报复举报人，不就是因为仅仅有举报人举报了他的行为，而其他的人即使看到也没有举报，甚至保持了沉默而已，这种沉默就是对犯罪分子的放任。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Martin Niemoller, 马丁·尼默勒,德国新教牧师”。
这个社会不需要沉默，不需要对于违法行为的容忍，不需要闭口不言，更不需要自毁双眼，自毁双目，因为你在沉默甚至选择漠视的时候，说不准屠刀已经伸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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