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母亲五岁时还没断奶，姥姥由着她。母亲九岁时还没上学，天天的满村子男娃般疯跑，姥姥也由着她。

姥爷在镇上给东家当掌柜的，不常着家，姥姥是继弦，在村子里独自带着母亲和舅舅。

院子里槐树的花，一年又一年，晚晚地开，晚晚地落。

舅舅比母亲大十多岁，在县城教国文，每月总会拎着两包点心回村看望姥姥。母亲老远的就会从槐树上爬下来，满身粘着粉红的槐蕊，一身香气地扑过去，扒着他的布包，翻个遍。这一回，没翻到点心，却翻出一个长长的，精致的匣子，打开，几支笔散落在桌子上。舅舅晃着文具盒，问喜欢不，母亲盯着那匣子，点了点头，舅舅说，你若上学，这个就送给你。母亲仍盯着那匣子，又点了点头。

姥姥每年卖一头猪，直到母亲国小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女国高。后来的怀远门旁的同泽女中。

四一年的年底，母亲没等来舅舅给姥姥的点心，她问姥姥，姥姥弯着腰，扫着院子里槐树落的叶，不吱声。那土黄的叶上仍粘着绿色，缠在姥姥的腿脚间，乍扫也扫不净。

教国文，会说日语的舅舅被八路军抓走了，说是日本奸细，再没回来。

八一五光复时，一个日本老师在女国高对操场的一群学生说，我们回去了，二十年后我们还会回来。

        母亲女国高毕业，回村当了老师。姥姥象当年卖猪一样，急三火四的，村里村外地打听着谁家的后生勤快，老实。

母亲却把心思全放在了教学，二十三岁当了古城子小学主任，二十五岁当了仁镜小学校长，二十七岁当了大东区二届一次人大代表。

正当事业如老家院里的槐树般枝繁叶茂时，五八年成了右派，下放铁西区工人村一校当了音乐老师。时间象母亲手中的音符般流淌了二十年。

七九年，以为会一直平淡无味的音律，却转了曲风，母亲回复原职，转到肇工二校当了校长。一些老同志知道她还是无党派人士，劝她入党，说工作上也好开展。母亲只是笑了笑，那笑容象二十年间，她办公室里那台陈旧的脚踏琴的音色一样，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八九年母亲离休。今儿受聘当个幼儿园的名誉园长，明儿给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去弹琴伴奏，后儿又逼着我给公园里的晨练老人架电源，接喇叭。没一会着闲。

这年六月，我又换了工作，郁郁寡欢地坐在角落，想弄会手机，才发现早上急忙地出门，手机忘了拿。老板是以前的同事，中午，端着盒饭说晚上跟他值班，正好唠唠。下班时，他却忘了这荐，早没影了。

坐在班车上，天阴阴的，风在窗外敲打着，象是要说什么。

凌晨，大雨如注，父亲慌慌地打来电话，说母亲要不行了。

赶到时，母亲已不行了。

母亲知道我没带手机，知道我要值班，知道我若回不了家，她会联系不上我。

我知道，冥冥中，她想让我送她。

今年母亲走了十年。写此文，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