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诛杀吕氏这场政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因为共同的目的暂时联合到了一起，这一共同目的即是，消灭吕氏以分得更大份的蛋糕。
政变成功后，就到了分配蛋糕的时候了。联合在一起的集团因为如何分配重新有了分歧。
最大的分歧和核心问题是：该由谁来成为新的天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吕后立的少帝，也就是孝惠帝的儿子，绝对不能继续坐在帝位上了。
理由很简单：他毕竟是吕后所立，是其亲孙，一旦将来长大懂事，知道大臣们将自己外家亲戚灭门，难保不秋后算账。
“而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资治通鉴 卷十三 汉纪五》
因此，大臣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一起诬陷少帝及其他孝惠的儿子，并非孝惠亲生，没有为帝的资格，不如从现有的诸侯王中选取一位来当新皇帝。
至于选哪一位，众口不一。
最有资格入选的，当时大约有三人，齐王刘襄，是高祖刘邦之孙；以及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均是高祖之子。
论理，齐王乃长孙；论功，齐王首先发兵，在外大张旗鼓，对于吕氏形成了巨大压力，有足够的理由立为帝。支持齐王为帝的，大约以其二帝朱虚侯刘章、三帝东弁侯刘兴居为主。齐王之反，本就由刘章写信怂恿而成。对于此二人来说，齐王即位，利益才能最大化。
但事到如今，刘章却发现，事情并非他能左右。政变虽由齐王首先发难，形势却始终为功臣集团，特别是陈平所掌控。而政变的一大结果，则是重新由周勃掌管了南北两军的军权。此时话语权究竟落在谁手中，不言而喻。
功臣集团反对立齐王为帝的理由很直接：齐王的外家势力雄厚，很容易成为另一个吕氏，我们不能刚从一个坑出来，又掉进同一个坑。
“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资治通鉴 卷十三 汉纪五》
反对齐王最激烈的人，正是当初起兵时被诓骗到齐国的琅琊王刘泽，他好不容易脱身而出，此刻以宗室里辈分最高、年纪最长的身份主张这一意见。遭刘泽和功臣集团集体反对，刘章毫无办法。
随之，淮南王刘长也被排除在外。理由是年幼，以及外家也过于强大。
“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史记 吕太后本纪》
这一理由值得商榷，该年刘长已经十九岁，绝对不能算是年少。其母家实力如何，未见详载。
刘长的母亲，本是刘邦女婿张敖的美人赵姬，张敖将其送给岳父。刘邦临幸过后，赵姬后因事下狱，在狱中产下刘长。赵姬托审食其为其求情，审食其并未照办。赵姬因此自尽，刘长刚出生便由吕后当亲儿子一样从小带大，刘长也从此恨审食其入骨。
而审食其虽然是吕后宠臣，却偏偏有证据显示，他在诛吕之变中也倒戈了，和功臣集团保持密切联系。
“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史记 郦生陆贾列传》
这句话是说，辟阳侯审食其和吕氏关系十分深厚，但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有陆贾，这名联络反吕集团的关键人物力保他。
如此看来，不选淮南王刘长为帝的理由，恐怕并非是年幼，可能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其与吕后的关系较为亲密，也怕他将来秋后算账；二是审食其怕其报复，更不敢主张他即位。
于是，代王刘恒成了唯一最优选择，难得的是，他的外家薄氏也没有太强的势力。
“代王方今高帝现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史记 吕太后本纪》
在这里，“谨良”的潜台词是：对功臣集团没有任何威胁。
主持了这一场商讨的人，仍然是政变幕后首脑：陈平。
“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史记 陈丞相世家》
代国，大约包含有今天山西省、河北省的部分疆域。在西汉时期，为帝国的北疆，毗邻匈奴，有雁门、太原等郡，常常是交兵用武之地。在此处为王、做官，机敏、谨慎、勇毅都是比较重要的品质。
从长安来的使者，给二十四岁的代王刘恒带来了功臣集团的致意，请他立刻前往京城，继任为新的天子。
安置完使者，刘恒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此前的人生，命运并没有给予太多青睐，但这种冷落，此刻忽然成了另一种幸运。
他的母亲薄氏，本来是战国时期魏国宗室女儿与人私通产下的私生子。秦末大乱时，魏豹立为魏王，薄氏为妃。后刘邦使曹参灭魏，薄氏被收入汉王后宫，却迟迟得不到临幸。薄氏年轻时，与几名闺蜜管夫人、赵子儿交好，互相约誓：苟富贵，无相忘。后管、赵二人果然先得刘邦宠爱，在那里调笑当年之约。刘邦听在耳里，心中惨然，十分同情薄氏，当夜便召来侍寝。只此一夜，便怀有刘恒。但薄氏大约姿貌才艺确实普通，自此之后，便难得能见刘邦一面。
一名得不到帝王宠幸的后妃，其实同时也意味着很多。比如：在她身边就不会拥簇着众多逐利的大臣，她的儿子也就几乎与帝位绝缘，以及意味着这样一个人，对于吕后和嫡子来说，没有任何威胁。
刘邦死后，吕后嫉恨那些受宠爱的后宫，统统实行禁闭。唯独薄氏，却反因以上原因，保全自由，跟随儿子到了代国。
“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史记 外戚世家》
福兮祸兮，谁能预料。
吕后称制之时，又曾赠送身边婢女给诸侯王，一是为联姻，二是为监视诸侯王动向。如前所述，窦氏因此阴差阳错嫁到代国成为刘恒的王妃。刘恒虽然已有王后，从此却独宠窦氏，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窦太后。张小锋先生《吕后出宫人与代王刘恒“独幸窦姬”发微》一文认为：“固然有窦姬俊美、伶俐的原因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窦姬曾是吕太后身边的人，‘独幸窦姬’是向远在长安的吕太后传递出这样一个讯息，即刘恒对吕太后绝对忠诚，没有半点不满和异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宠窦姬’，是代王刘恒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说”的逻辑上是行得通的，因为同样娶了吕氏女儿的两任赵王，都因为对其不宠而遭告密，最终被处死。
刘恒一生谨慎，从此时就已能看出一二。
当这样一个谨慎的、命运并未曾特别青睐的年轻人，忽然接到京城来的消息说要立自己为天子，怎能不犹豫迟疑、陷入沉思呢。
为此，代王刘恒召集起代国的亲信班子，立刻对此消息进行了观点碰撞、激烈讨论。
亲信之一郎中令张武代表了一派反对意见，他称：“朝廷大臣都是高帝时大将，久习兵事，善谋多诈。当初他们只是畏惧高帝和吕后威望，有所收敛。如今已公然生变，诛灭吕氏，啑血京师，照我看来，他们以即位为名邀大王前去，其实居心叵测。大王万万不可轻信。窃以为，大王应该称病不去，以观其变。”
郎中令一职，是负责代王身边警卫，非腹心不足以担任。张武的意见，刘恒不得不重视。
而中尉宋昌则代表了另一种支持的意见，他摇摇头称：“非也。臣请为大王详解当今形势。秦二世以暴政祸乱天下，诸侯豪杰纷涌而起，人人自以为能取而代之，然而最终统一四海、问鼎中原者，唯刘氏而已。刘氏为天子，乃众望所归，此是其一。高帝于各地分封宗室子弟，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天下之人，无不叹服其相制相助之势，此是其二。汉室之兴，去除秦朝苛政，明晰法律条令，以孝德施于天下，百姓人人自安，人心难以撼动，此是其三。即使以吕太后之威严，以吕氏三王之擅权，然而太尉周勃入北军振臂一呼，士兵皆袒露左臂相应，可见人心皆在刘氏。此乃天意，非人力可为。如今就算大臣欲再起变乱，而百姓不为其驱使，何足为患？大王内有朱虚侯、东弁侯子侄之亲，外有吴、楚、淮南、琅琊宗室之援，高帝之子，大王年齿最长，贤明仁孝、闻名天下，所以大臣顺应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愿大王无疑！”
宋昌乃项羽当初所杀的宋义之孙，中尉负责殿门警卫，也是亲信之职。
两名亲信意见不一，各自有理，令谨慎的代王刘恒更加犹豫不决。
刘恒回到宫中与太后秘密商议，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既然求人不得，只好求助于天。刘恒令占卜者就此卜了一卦，得到“大横”之兆。
刘恒焦急地问：“此兆何解？”
卜者道：“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这是要做天子的吉兆。”
天安排的，最大嘛。刘恒心里这才略微安定一些。只不过他仍然决定谨慎行事，不轻举妄动，而是先派舅舅薄昭打前阵，和周勃等功臣集团会一会面。
关于薄昭和周勃等人会面的详情，没有任何明文。《史记 孝文本纪》只是一笔带过：“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
但可想而知的是，这绝不可能只是一次简单的意图告知，极大可能要对于将来君臣的合作提一些协议条件。功臣们发动政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好处，但这些好处将来的实现，都必须由新天子来一一兑现。我们之所以迎立你，就是希望你能保证兑现各方利益，因此必须条条框框说个明白。而对于刘恒一方来说，如能真的登上帝位，自然也乐得接受协议，只要条件不太过分。
我们无法得知当时具体谈了哪些条件，但可以略作推测。因为条件一旦谈妥，刘恒必然要在登基之后的短时间内进行兑现，所以我们可以从即位后的第一年的政策安排上作一参考。
孝文帝元年十月，“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史记 孝文本纪》
这句话里，其实已把君臣间可能达成的协议说个七七八八了。
对于齐王等诸侯王来说，既然称帝无望，最大的诉求即是恢复故有国土，把从前割出去封给吕氏的面积还回来。而对于陈平、周勃等来说，政变的目的本来就在于加官进爵，握有实权。
但是这里面有个细节，周勃任右丞相，的确是达成目的了。陈平作为政变首脑，怎么反而从右丞相降了一级变为左丞相呢？这又如何解释呢？
考诸《史记 陈丞相世家》，陈平是主动让出了右丞相之位，他亲口对文帝说：“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这一谦让，恰恰是陈平谙熟人心、精于权术的体现。须知，文帝刘恒一方面感激功臣诛吕迎立之恩，另一方面，又极其忌讳此事，身边有一帮虎狼之臣，前次能诛吕，下次不知又要诛谁。陈平准确看透文帝这一心思，因此绝对不愿居诛吕之首功，使自己成为文帝眼中钉，而是把周勃推在明面。此后周勃时不时被文帝敲打警告，与此不无关系。
除了以上条件的兑现，另不妨作一大胆猜测：“白马之盟”实为薄昭与功臣会面时所作协议，即实际上它是文帝与周勃等人的约定。
作此推测的依据有几点。第一，吕氏前车才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此时对于“不立异姓王”的需求最为明显、教训最为深刻，高祖时期反而无此必要。第二，如前所述，我们常常认为“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是刘邦对功臣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只能称为“令”，而非“盟”的形式。只有当“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反过来是功臣、诸侯王们对皇帝的要求，即功臣们鉴于吕氏，因此要求文帝答应：今后不得再封非刘氏为王，否则我们有权利不遵从，如此这一内容才符合“盟”的形式。第三，文帝自然有理由接受这一条件，严防外戚掌权，本来也是帝王的需求，文帝乐得以此规范后世子孙。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白马之盟”诞生最为合理，同时为了提高政变和即位的合法性，君臣默契地将它提前到了高祖时期，冠于刘邦名下。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白马之盟”虽有重重疑点，却又屡次出现在史籍之中。
薄昭和功臣们会面商定一切后，回来禀报：“没有什么可疑的了。”
刘恒这才笑着对宋昌道：“果然如公所言。”
事不宜迟，刘恒稍作部署，带着宋昌、张武等六人就即刻出发，往长安的方向疾驰而去。既然已经达成协议，行动就必须迅速，时间拖得越长越容易节外生枝。功臣集团人数众多，心思各异，对于谈妥的条件也未必桩桩尽如人意，难保有人不会临时生变。
机敏和谨慎的性格同时在刘恒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烟尘滚滚，车马嘶鸣。刘恒一行赶到高陵就驻马不前，又派宋昌一人先行入城对接，以观是否有变。
宋昌独自行到长安北的渭桥，离城仅有三里之隔。却见丞相陈平带着文武百官，整齐肃穆，已在桥上列队候迎。宋昌仔细观察众人脸色神情，又四顾周围是否有异，见一切正常，才向陈平等人致意道：“劳丞相、太尉稍作等待，我这就回去请代王前来。”
不多时，刘恒等六人坐车从高陵而至。群臣连忙上前拜谒称臣。
刘恒从容下车回礼。
此时，只见太尉周勃忽然上前一步道：“臣请大王借一步说话。”
刘恒默不做声，却由宋昌上前一步正色道：“太尉所言若是公事，当公开说；所言若是私事，王者不接受私托。
宋昌此话，有礼有节，维护了刘恒的尊严和面子，令周勃不得不汗颜，也让群臣发现，这个从北方过来的年轻诸侯王，似乎比想象中要来得刚强。
周勃老老实实地跪下，向刘恒进献天子玉玺和符印。
刘恒却有意不露出焦急渴望的心情，不慌不忙道：“不如到城中的代王府邸，从长计议。”
诸侯王在长安城中，都有各自的府邸，到了府中，起码相当于进了自己的地盘，至少进退有据。
众大臣跟随刘恒到了代王府，陈平、周勃、张苍、刘章、刘兴居等领头，再次拜请道：“今上刘弘等人，皆非孝惠帝亲生子，以礼不得奉祀宗庙。臣等与刘氏宗亲、列侯、二千石官员商议，大王乃高帝所余长子，愿大王早即天子位，以安黎民百姓和大臣之心。”
刘恒仍推辞道：“奉祀祖宗，此乃大事。寡人无德无才，绝不敢当此重任。楚王乃是高帝之亲弟，德高望重，不如请他来主持公道，重新商议一个合适人选。”
刘恒所说的楚王，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幼弟刘交，理论上楚王即位天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政变之初，连刘邦的堂弟刘泽也对帝位有觊觎之心。但刘恒不提让位楚王，只是说请他来主持讨论。这自然是一种客套的话术。
于是陈平道：“大王万勿推辞，臣等商议已定，由大王继位天子，最合适不过。”说完再次奉上天子玺符。
刘恒这才首肯道：“既然宗室、将相、列侯都以为非寡人莫属，寡人不敢再有他言。”
二十四岁的刘恒于是在代王府邸中继任为汉朝的第三位天子，是为汉文帝。
一个弱势的诸侯王，将如何打理一班强横的宗室功臣和这个庞大却又积弱的帝国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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