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17：最好的与最坏的

《道德经》17：最好的与最坏的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圣人治民，民众几乎感受不到他具体施政纲领的存在；其次的管理者，民众亲近他、赞誉他，从而追随他；再次的管理者，民众畏惧他从而屈从他；更次的统治者，民众轻蔑他，从而无视他。统治者的威信不足，导致民众不完全信从他。圣人施道，悠闲自在，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会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道德经》的一个典型观点便是“反好动”，这一观点比较符合战国时代民众的呼声，从这一意义上讲，有着其特有的进步意义。

从“反好动”的观点出发，管理者可以范围四个层次：

一、不知有之型——无为而治

不知有之型的治理，用《道德经》的话讲叫“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理者完全没有任何主观上的好动倾向，自然也就避开了作为治理人所必有的自专或自用。这一类治理者采用的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方法，不对人民生活进行干涉，所以人民生活得以安然自在，纵使有些不如意，也没有怨尤的对象，因此也就感觉不到治理者及其治理影响的存在。

二、亲而誉之型——有为治理

亲而誉之型的治理，主观上先有了“有为”的目标，而后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有效治理。这一类治理者的特点目标明确，给人民施以恩惠，使人民亲近他、赞誉他，从而信从他、追随他，而后心甘情愿地落实他的治理理想和目标。正因为他主观上的施惠于民，才带来“有为”目标的达成，进而带来民众“亲而誉之”的效果。

《论语》所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耻且格”，大抵就是这一类的治理。

三、畏之型——强力政治

与“亲而誉之型”相对应的是“畏之型”，也就是《论语》中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今天讲“新官上任三把火”，同样是要达到“有为”的目的，其心动念时，放在第一位的已经不是民众了，而是自己的治理想象。在治理者主观的治理想象面前，一切障碍都是可以被扫除的，包括作为治理主要对象的民众。很有点遇佛杀佛，遇妖斩妖的意味。

四、侮之型——政令不行

最糟糕的治理者，有“有为”之心，无“有为”之志，还无巫医之恒。心中存着有所作为的心，只是此心并不见得真诚。这一类的治理者，一般是官二代，有心想要像父辈那样英明神武，这个“心”更多的源自肤浅的攀比之心，与真诚不欺罔无关。这一类的治理在行动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能有所牺牲，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便忘记了当初的理想。更为要命的是这一类治理者推行政令时往往不能坚持到底，南方人有句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巫医”。这种这种别说做个合格的治理者了，估计连个巫医也做不好。

据说，管仲当年辅佐齐桓公时，曾经指出，影响一个国君称霸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国内有贤人而不知道怎样发现；二是发现了贤人不知道任用；三是任用了贤人却不能专信。

实际上，这也是“侮之型”治理者的三大致命伤。

四类治理者，又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为而治的治理者，一类是总想着有所作为的治理者。

对于第二类总想着有所作为的治理者而言，是否能赢得民众的信从是关键。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民众的信从，便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个人的治理理想。

《道德经》所推崇的当然是第一类无为而治的治理者。对于无为而治的治理者而言，民众有所获利，会认为那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比如尧帝时代的治理。《帝王世纪》中记载说：“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