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主办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和外国绅商。这部分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来到中国。他们办理社会慈善事业的动机和目的各不一样。有的是为了在中国立足，借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来取悦中国人。有的当然是出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以办慈善事业来欺骗中国人，所谓假慈善之名，行侵略之实。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确实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慈善当做一种国际性的救援事业来实施的，是真心真意来帮助中国人的。
如果我们撇开他们兴办社会慈善事业的目的和实际效用不谈，而仅从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的角度来看，外国传教士和外国绅商对于发展民国时期的社会慈善事业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中国的旧式慈善事业向现代慈善事业的转变就是在这些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实现的。另一部分人多系政府要员的家属、下野政界官僚、军界将领，或清朝的遗老遗少。
这些人办慈善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有的是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有的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了积德行善；有的是受到外国人办慈善的刺激，觉得中国人应该有自己办的慈善事业，以免洋人笑话；还有的人是在下野之后，对自己过去从政时做的一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和人民的事情进行忏悔，从而以一种赎罪的心理来办理社会慈善事业的。
这些人由于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影响，因此，他们出面办理慈善，很快就能办起来，有的慈善机构的规模和水平甚至超过了外国人办的。但是，要想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长期维持下去，真正做一些救济百姓的善事，却不是那么容易的。熊希龄及其惨淡经营香山慈幼院，就是民国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坎坷经历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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