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之夜

此刻我听着窗外的风雨，电话那头传来李继名的声音——

“你最多还剩下一个月……”

等李继名亲自上门向我宣布这个噩耗的时候，我正埋头藏在一堆白纸中构思这篇名叫《自杀之夜》的小说；对于他的到来，我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半个月以前，李继名带我去参加苏萍的葬礼。苏萍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也是我们曾经一同追求的女生。我的这篇正在构思的小说就是准备献给苏萍的生日礼物。但是苏萍在她二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夜里突然割腕自杀，这个猝不及防的消息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我们才得知。在这之后，我的礼物一直被搁置在那堆白纸中间。我并不知道它是何时落满的风尘，连同它一起无人问津的还有时间。

当我有一天想起这件事情，并且将它告诉李继名。李继名却向我再三强调，苏萍死的那天是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凌晨，恰好是她的生日。面对李继名的愤恨和指责，除了不解之外，我一度以为自己的时间感出现了偏差。

我们参加苏萍葬礼的那天是个少见的好天气，晴空与白云难得相称。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天的确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微雪之后的天空明朗而清静，云层背后透着蓝宝石的光泽，轻薄的雪衣衬起脚底绵软的舒适感；飞鸟掠过，清风追逐，缺失冷意的冬日为此留下了恰到好处的惬意。

在葬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不顾周围人的劝阻走近那只装着苏萍的棺材，这种不敬的举动一度让苏萍的父母大为不满。可是我明白，我这样做一定有我的理由。透过那块玻璃制成棺盖，我看见里面躺着一个画了浓妆的陌生女人。有那么一瞬间，这个女人微翘的嘴角仿佛正在朝我微笑。我转过头告诉李继名，棺材里的人并不是苏萍。李继名当时用沉默表明了自己的愤怒。一直等到葬礼结束以后，他带我去了那家以精神治疗著称的“华济医院”。

为我诊断的医生就是李继名的父亲。医学世家出身的李继名祖上三代都以救人济世为己任。他的父亲李寸然是国内知名的神经医学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在医院的诊室里看见李继名的父亲。我不记得在此之前和他是否见过面。这个满头银发的男人长着一张和李继名差不多的圆脸，五官却要更加精致些。他穿着一身白大褂坐在桌案前，精气神更显得饱满。李寸然医生让李继名带我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当我将化验的报告单交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戴上一只淡蓝色的口罩。我知道他这是为了方便遮掩，并且他的确掩饰得很好。大约这是身为医生必备的天赋，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但是他骗不了我，尽管他用一贯沙哑的声音反复强调我的身体十分健康。

我并不知道这位著名的医学教授当时为什么要向身为患者的我隐瞒病情，而又在相隔半个月以后忽然让他的儿子带着诊断书跑来告诉我真相。

我从身前的白纸堆里缓缓地把头抬起，略微迟钝的动作让我误以为自己已经十分苍老。长久的熬夜已使我的双眼布满血丝。我用这对通红的眸子盯着李继名那张微胖的圆脸上一颗将要滑落的汗珠，近乎透明的汗珠里好像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我的这种不似正常的平静给李继名带去了强烈的压迫感，这是我从他用右手拭去这颗汗珠的动作里发现的——他竭力抑制着右手的颤抖，这份太过的刻意暴露了他此时的紧张。

之后李继名向我坦白了病情，他当时的声音和他那位教授父亲一样的低沉沙哑。

然而，眼前的这个满目愁容的男人真的是李继名吗？我不禁开始怀疑起来。他身上那件略显宽大的灰色呢绒衣和脸上戴着的那副稍见紧凑的黑色边框眼镜的确是多年前我送给李继名的东西。当我不自觉地产生这种疑惑的时候，窗外便下起了雪。我透过书桌旁边的窗子朝屋外望去，空旷的马路上狂风呼啸，大雪倾泻骤然落地，天上那些昏沉沉的云仿佛要溢出来似的。这场突如其来的雪下得毫无征兆。

我认识李继名是在念大二的时候，距今已经过去四年或者五年了。我无法确定这中间相隔的具体时间，从我构思那部名叫《自杀之夜》的小说开始，时间就好像一只飞向广袤天宇的断线风筝，它的悄然离去显然并非钟表所能阻止的。我努力地回想也只能让时间定格在四年或者五年这一模糊的区间。然而另一种记忆却在强调我的初见李继名的日子是在两年前的一个下雪天；那是一场和今日相似的雪。

我遇见李继名之前就已经认得他，这好比一个婴儿尚未脱离母亲子宫时便见过了父母。逻辑上出现的悖论让我无所适从，记忆之中固有的顺序锁链仿佛被一团无形的力量强制分解开了。

李继名只是将我的反常当成是这种极其罕见的脑癌带来的后果，我却不能轻易消去心中的疑虑。在这次短暂的相处中，我始终没再说过一句话。我对诊断结果的不表态让李继名内心的压迫感一阵阵翻涌起来。我知道，他此时正在紧张兮兮地盯着我的后背，并且试图说服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对自己人生的最后期限作出定论。

所以我决定给予他解脱。我告诉他，明天我将回老家去看看，希望他能够帮我买一张火车票。

我在说话时才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沉默并不能挽留生命的消散，正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在明日黎明到来时就会停下她的舞姿。最终我不得不接受李继名带来的诊断报告，但是他所说的那剩余的“一个月”究竟是怎样的概念，我不能完全理解。

李继名走的时候没有把诊断报告留下。他的离开是如此蹊跷，我疑心他甚至没有把门关上，因为我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可是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却发现这扇青铜色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我重新把门打开，铜把手冰凉的触感和屋外扑面而来的冷风刺激着我的身体。我因为无法承受这种寒冷而弯下腰，这时我看见地面的白雪宛如处子的肌肤般光洁。

大雪是在第二天凌晨五点零一分停下的。

李继名没再来过。我在书桌前等了一整天，那扇青铜色的大门始终没再露出被打开的痕迹。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他选择放弃了我，或许是因为昨日从他那里得知诊断结果时我的冷静。总之我将不得不自己去买一张回到苏城老家的火车票。

火车在下午三点三十五分准时离开H市车站。我对时间的计量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精确。

在火车驶离车站的那一刻我的手机便断了信号。我倚在车门处的过道里，听凭车厢摇晃，偶尔也侧过脸望向窗子外的那片被白雪覆盖的荒野。落日的余晖落在空旷而缥缈的野地上，放眼而去的素净之中零落分布着几间破旧的泥砖瓦房；分割大地的河流冰冻如白色的结痂；更远处是起伏连绵的山丘，在皑皑白雪中往日的生机早已褪去，仿佛一堆死寂的坟土无聊地排列着。

此时此刻我能够清楚地想象到，苍茫而低沉的天空下，一列墨绿色的火车正在独孤而缓慢地行驶在冰冷的铁道上；我知道接下来的二十三个小时里我都要在这趟孤独的列车上度过。我的心里无来由地涌起一阵烦闷，便索性将疲惫的身子贴着墙壁滑下，偷懒似的半蹲着掏出一根烟来，才吸过两口，周身已是沉浸在令人窒息的青蓝色烟雾中了。

我的目光顺着飘起的烟雾缓缓上升。当这阵烟雾消散于无形时，身体也随即涣散开来。恍惚间我已感觉自己飘荡在一片空寂冰冷的黑暗中，失去时间与空间的触觉，悬浮状态下我的感官形同虚设。可是我又清晰地知道身体内的那种被称作“生命”的东西正在从嘴巴里飘然流出。

不知不觉间我睡着了。

自从在苏萍的葬礼上看见那个躺在棺材里面露微笑的陌生女人以来，我一直做着关于“死亡”的梦。在这些病态而朦胧的梦里，我深切地体会过十数种死亡的不同花样，尽管每当我醒来时这些“死亡”又仿佛离我远去，从而在我的记忆里没能留下关于它们的印象。李继名说过，这些梦境源自不祥的征兆，是死亡的先遣队。但这一次，我的这个不祥的梦居然如此清晰。

我梦见一个穿棕黄色呢绒大衣的年轻女人开车行驶在一条崎岖山路的边缘。当时我正坐在车子的后排，看她神情专注地操作汽车的方向盘。她的熟练和稳健都让我感到心惊肉跳。我并不认得这个女人，在我打算向她打招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一道无形空气勒住了脖颈从而无法张口。

这个女人在过弯之前猛地踩下油门，车头径直向路边的护栏撞去。间不容发之际，我想要制止她的疯狂，可无论我怎样伸手都不能碰到驾驶座上的女人。我的一切恐惧都被吞噬在汽车引擎的咆哮声中，当汽车同这个女人和我一道坠入万丈深渊的刹那，我分明地看见女人陌生的脸上绽放着一丝诡秘的笑容。

噩梦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我在醒来时依然能够清晰记得那张带着诡异笑容的陌生面孔。对于梦境的恐惧远远超过了李继名带来的诊断结果，我想起那部仍旧空白一片的小说，其中也有一段相似的梦，只不过在我即将落笔的那个梦里，最后带我走向死亡的女人是苏萍。

时至今日，苏萍的身上的疑云仍未散去。比如我始终记不得她究竟有没有戴过眼镜。这一简单而无理取闹的问题曾伴随我的失眠度过许多时日。我将这份疑惑告诉李继名，李继名却说苏萍的视力很好，他从未见苏萍戴过眼镜。对于苏萍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我都不及李继名，然而经常和苏萍在一起的人总是我。直到一年前我和苏萍分手的时候，我依旧记不得她穿的是哪件衣服，有没有戴上眼镜。

当我的思绪再次沉浸在对苏萍的那份渐渐暗淡的回忆中时，我的手机不合时宜地打断了这份来之不易却模糊不清的印象。火车停靠在一处不知名的车站，有几个旅客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走过。我侧起身子为他们让路，直到不再有满身散发奇怪味道的人经过时我才打开手机，冰冷的屏幕上孤零零挂着一通未接电话的提示，署名是一个叫“洁子”的人。我的记忆一时无法确认，依稀间却又觉得十分熟悉。我将满腹的疑惑盯在这通电话打来的时间，竟是火车驶离H市车站的那一刻。那时候因为信号被阻断，我已将手机关闭了。

这通署名“洁子”的电话，在空无的信号网络中经过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流浪，终于和我在一座不知名的城市中相会。错落的时间和空间常常使我徘徊在真实世界的边缘，经过十足努力的回想，我的眼前才渐渐浮现出一个女人的虚影，她正同“洁子”这个名字重叠。

一年前，我在H市一间老旧的公寓房里过完二十四岁生日。第二天一早，我决定独自踏上大连的旅途。当这份不辞而别既成事实，我的几位朋友都打来质问的电话。我能够理解电话那头的苛责与埋怨，但我的理由仅仅是出于一份难以言说的心血来潮。

我在阳光明媚的欢送中离开H市，又披起一片阴云的迎接来到大连。当晚我住在距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家名叫“U客”的青年旅店，认识那位名叫洁子的女人已经在第二日的清早。

那时正好是一月的中旬，大连不比H市的冰天雪地，高大的钢铁建筑之间流动着海风吹来的咸湿。虽说是早晨，天色却无比黯淡，沿海城市阴翳的云层悬浮在低空，极有要下雨的阵势。我站在旅店的门口，犹豫着要不要回到客房带上一把雨伞；我即将前往的金石滩海岸，雨伞对它而言或许并非必要，但是一种莫名的信念驱使我仍然返回旅店找来了雨伞。

当我回房间拿了雨伞再次来到旅店门口的时候，我被一个穿着棕黄色呢绒大衣的女人吸引了。在我的印象中曾经出现过这件棕黄色呢绒大衣；我第一次见到苏萍的时候她就穿了这样一件衣服。只是一旦我开始回想第一次见到苏萍的时间和地点，又丝毫没有了记忆。

我顺着本能的感召，不知不觉中尾随在这个女人的身后，仿佛着魔似的忘了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行为。我盯着女人纤瘦的后背，目光随着她披散的微卷头发而波动。我忽然感觉这件棕黄色呢绒大衣实在宽大了些，与她娇小的身材显得十分不搭。苏萍曾经穿过的那件大衣也许要比这件小一些。想到这里，我有些渴望这个女人能够转过身来，我要告诉她，我认识你，你叫苏萍。

女人果真转过了身。她的确不是我所认得的任何一张面孔。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不仅眼睛要比苏萍小，眉毛也比苏萍稍细一些。我盯住的这张陌生面孔总在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滋味，比如她的嘴角，当她娴熟地向我微笑并且走到我身前的时候，我看见那对贴上两颊的酒窝分明同苏萍一模一样。

她问我是不是要去金石滩。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着，她这件棕黄色呢绒大衣确实大了一些，倘若再小一号或许就和苏萍的一样了。随后她又问我能不能一同前去。我依旧点头。

一路同行，天色已愈发阴沉。雨珠在云端跳动，含蓄的暴躁，仿佛正在极力克制。好在中途只落下几滴小雨，不曾下得认真，也就没再打伞。我问起她的名字，她说她叫洁子。或许我可以叫她洁子，并且认定洁子就是她的名字。可是我知道她在撒谎，本来我可以戳穿她的谎言，她却并不想给我留下争辩的机会，在我提出质疑之前，她已经向我坦白，洁子的确不是她的本名。

我们在名字的问题上陷入沉寂，直到后来我才想起，一直以来洁子从未问过我的名字。

冬日的金石滩空无一人。我和洁子漫步在潮湿的沙滩上，两排浅浅的脚印歪歪扭扭地落在身后。海水扑腾着风浪，不时有冰凉的水珠溅到我的脸上。洁子拿出相机，让我给她拍照。在镜头里她显得更加小巧袖珍，那件棕黄色呢绒大衣是如此的突兀。洁子告诉我，她每到一处地方就会拍下三张照片，一张是自己，一张是朋友，一张是天空。拍下的照片都是记忆的证明。

洁子从我手中接回相机，我知道那张照片拍得略微倾斜。洁子并不在意，反而向我翻出相机中的照片，一一展示起她的“证明”。形形色色的照片在我眼前流过，照片上的洁子永远在笑，她的朋友也在笑，只有天空是亘古不变的安静。这时候我又想起苏萍，没来由似的。

去年夏天，苏萍从大连回到H市，因为暴雨挡道，比原定的时间晚了三个小时。当我和李继名在车站见到她的时候，她笑着扔过来一只巴掌大小的纸袋，并且告诉我们里面装着她这次旅行的照片。李继名从我手中把纸袋抢了过去，但他没有打开。送苏萍回到家以后，李继名才将那些照片还给了我。时至如今我只记得叠在最上头的三张照片都是苏萍自己，海边轻狂的风有意要撩动她的白色裙摆。在我和苏萍分手以后，我当我翻开这些照片，仍能听到大海的浪潮和她的笑声。

洁子要与我合影，我拒绝了她的请求。我的生硬让她感到一丝不快，但随后她又笑着问我理由。当她得知我从不给自己拍照的时候，显得有些吃惊。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已经完全相信了这个粗糙的理由。

我不给自己拍照，是因为我不需要记忆。我的过去同样在向我证明，记忆正静悄悄地离我远去，我的生活与记忆背道而驰。洁子对我的话产生了好奇，她打量着我许久，忽然笑了起来。她的笑和苏萍一样，大约有两三分钟的时间都在笑，并且咧着嘴，眯起了眼睛，脑袋微微仰起，洁白的牙齿和两颊点缀的酒窝让她的笑声显得既豪迈又不失可爱。

我在拂面的海风中欣赏洁子的笑容，没有忍心打断这个安详的过程。苏萍说过，每个人在笑的时候都是为了掩饰某个秘密。洁子为什么笑，她的秘密是什么我不知道。等她将这个秘密藏好，她才正视着我。她告诉我，没有人能逃离记忆的牢笼，记忆才是我们活着的根本，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记忆都在证明我们的存在。

一年后我才把洁子笑容的秘密告诉李继名。李继名却说，世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样子笑着。说完，他就重现了那份被我引以为特别的“洁子的笑”。这让我没再把洁子说的那番关于“记忆”的话告诉他。

实际上，尽管我并不否认洁子关于“记忆”的见解，然而我也并不如何在意。真正使我念念不忘的仍旧是她的名字。因为这一刻我决定将她记录在手机的通讯录上。

洁子问我为什么非要记录在通讯录。我说，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属于我的证明，我将认识的人写进手机的通讯录，等到过了一天或者在很多年以后我才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我所认识。洁子依旧觉得我的想法很有趣，但她仍然没有打算告诉我真正的名字。正如我对她的“记忆论”所表现的不以为意那般，她拿起相机将镜头聚焦在天空中的某个点。黯淡而广缈的苍穹之下，一只孤单的海鸥掠过海面，向远方天际遥遥飞去，化作天幕的另一个黑点。

我不知道洁子的快门是否已将那只海鸥留下。当我们回到U客旅店的第二天，我在手机通讯录里写下“洁子”的备注，而那时她已经坐火车离开了大连。

时隔一年，在这座不知名的小城里我第一次收到洁子的来信。此时我的记忆早已十分吃力。当“洁子”的名字在我这颗长满瘤子的脑袋里重新搭建起来的时候，火车已经摇摇晃晃地行驶在一片暗金色的旷野中很久了。我所不知道的是，北方酷冬的冰雪正在随时间悄然倒退。

洁子来信的末尾告诉我，她的一位挚友在二十六岁生日当天割腕死去了。我的千疮百孔的大脑在当时忽视了“二十六岁生日”这个细节。三天后，我在苏城接到李继名电话的时候，才明白洁子和苏萍早已认识。这个过程中，我始终如一的平静让我发现自己失去了那条名为“震惊”的神经。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选择回到苏城老家并非出于“落叶归根”的情结。在我将洁子的短信删除后不久，火车便在苏城车站停下。眼前的山丘和荒野被车站的高顶建筑取代，我在苏城市区闲逛三天以后才赶回阳山脚下的村子。此时距我离开这里刚好过去十载，除了山上的那座公墓里刻下的许多名字，村庄再没有留下任何遗迹。

正如我逐渐失散的记忆那样，我无法找不到老宅的地基。村子的消失不仅在于现实的失踪，它同样裹挟着我的记忆一路逃之夭夭。我无法将它等同于一个人，或者像任何既定的有形事物那样去伸手抓取。

苏萍死后，我已饱受这种源自“失却”的折磨。有那么一刻，我尝试重组记忆中的村庄，失败多次后我决定放弃这一妄想，转而将目光投向阳山上的公墓。

十多年前这里还没有大规模的陵园，那时候各家的土坟排列在挺拔的松树下，每逢清明扫墓，一群孩童穿梭在林立的坟墓之间，手里大多抓着满满一把松果。如今因为政府规划，暗黄土坟被白皙的水泥取代，成片的松林几乎砍伐殆尽。我来到这里已在黄昏时分，坟头衬着稀疏的林荫，远处是西斜的如血落日。

我在回到苏城的火车上做过一个关于这座公墓的梦。直到偷摸踏上通往山腰的水泥小路，我才想起关于那个梦里的一切。当时我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写在一座靠近边缘的坟墓上，一道模糊的背影挡住了墓碑上的阳光。我不知道那道背影是苏萍还是李继名，亦或者是洁子。总之，我将怀揣这份虚无幻想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洁白的水泥坟墓之间，空无一人的陵园中如同一只飘零的野鬼。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我会接到李继名打来的电话，或许那时这部手机早已无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