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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6章
范仲淹无愧为古代社会的贤相忠臣。他才兼文武，熟经籍之义，知王霸之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奉为人生信条。他的政治理想是“至明在上”“政必顺民”，君主“用天下心为心”，“通天下之志”（《用天下心为心赋》）。“
“庆历新政”的改革范围和力度很有限。但即使如此，仍难免昙花一现的命运。原因就在于任何改变冗官、冗兵、冗费的举措，都会损害官僚群体的利益，而遭到普遍的反对。
李觏的礼论是他的利民厚生、富国强兵、强化王权的政治论的理论基础。这种礼论上承荀子，具有明显的强调刑政，注重功利的倾向，是宋代事功思潮的先驱之一。但是，礼的本质和功能是以等级名分限制行为、桎梏欲望。
李觏解说《周易》，目的是经世致用。他反对“世之鄙儒”玄谈天命之理，欺世惑众，主张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时政的弊端，及时调整统治方略和具体政策。
李觏反对简单地尊王贱霸，主张明法、强兵、节用、重农，以富国强兵。王霸同质论则是这个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李觏以礼论、易论为理论基础，以王霸同质、财为政本为基本支点，阐发他的革新思想。他主张当政者切不可“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在重视“内治”“教道”的同时，要首先解决“国用”“军卫”“刑禁”“官人”等现实政治问题。其中李觏着力最多的是财与兵，即富国强兵的两个关键措施。
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自《春秋》问世以后，历史学始终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与政治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史不分的特点。
司马光不仅注重真实地叙述历史过程，还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评论，以史论的方式阐发政治见解，将史论和政论一体化。
“荆公新学”一度在北宋思想界取得主导地位。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居母丧，归江宁，聚徒讲学，著《淮南杂说》《洪范传》，引起很大反响，“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
王安石的改易更革论，要求在坚持君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根据时代的要求，对政策和制度作局部调整，在当时代表着一种积极进取的政治选择。
立法、建贤、理财，是王安石变法的三个主要内容。王安石认为，财、法、人是治天下的三大要素。
由于种种原因，一切事与愿违。王安石所重用的吕惠卿、章悖、曾布、蔡京等人，纷纷假借变法的名义，谋夺权位、搜刮民财、铲除异己。新政大多化为苛政。吏治不善给“熙丰新法”造成了致命伤。
北宋的政治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官僚群体的政治心态，注定了改革思潮终归于事无补。
三冗是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直接原因，也是改革思潮议论的重点，其中冗官，即机构和吏治方面的弊端，又是改革的当务之急。但是，“庆历新政”和“熙丰新法”刚刚触及一些豪绅官僚的经济利益，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官僚们群起鼓噪，恶语相加。改革者知难而退，只得避重就轻地绕着走。王安石曾经说过，官吏俸禄一薄，法外虐民、贪污受贿必然猖獗。由于不敢或不能大规模裁员、简政整军，一切改革措施充其量是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对于基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不想动、不敢动、不能动，改易更革只是在分配领域煞费苦心地做文章，即使设计得处处合理、操作得时时周到，其补益之力亦有限。总之，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心理，注定了变法运动的历史悲剧。
北宋王朝的一切改易更革之举最终都归于失败。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不能动，宗法政治伦理不可改，那么怎样才能维系君主政治的长治久安呢！许多思想家逐渐把目光对准了强化伦理道德的修养和灌输。经世与修身本来就是儒学中一而二、二而一的两端。改易更革的失败，必然推动学术的重心向“内求”转移，到南宋遂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
隋唐以来，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官本位等级制取代了门阀本位等级制；租佃制取代了部曲佃客制度；官僚、庶民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两税法实行以后，国家与编户、主与客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科举制度使单凭血统、门第而“四世三公”的现象荡然无存，士庶之别由主要依据门阀变为主要依据官爵、功名等政治身分。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直接继承二程，以“理”为最高范畴。程朱理学是理学的正宗主流。他调整了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的命题，释太极为道理之极致，总万物之理的实理。
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他的思想体系、学术地位和影响，不仅确立了二程在理学中的崇高地位，而且确立了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地位。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他推崇孟子，私淑程颢，引禅入儒，广采理学诸子及王安石等人的思想。
理学的本质特征是：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弘扬《中庸》《大学》的思想精髓，阐明孔孟之道的基本信条。理学诸子无一例外地确认存在着某种超乎一切的宇宙本体，自然、社会、人生都是这一本体的派生和外化。
一般说来，道兼包自然、社会、人生的一切法则，与其他范畴构成纵向关系，具有本根性、纲领性、宗主性、普遍性。在理学中，道最通用，最具一般意义。道生天地，化万象，无始无终，无处不在，超越时空，万古长存，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理学诸子对道及道与其他哲学范畴的关系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所谓的道（理）又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内涵，即三纲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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