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我们仨》

封面打着漂亮褶皱的书本安静地躺在棕黄色的长桌上，窗外晨光熹微，我偏头睡着，光线轻轻拍在我的左脸。

而我似乎正带着钟书先生对杨绛先生的埋怨陪着他们做了一个万里长梦。

这一家子啊，相守相助，相助相失，没有那么多的埋怨与争吵，他们仨的生活单纯温馨。杨先生与钟书先生在古驿道上失散，却又同女儿在绿柳成荫的渡头再次与钟书先生相聚。三个人，走走停停，相聚分别，直到杨绛先生从这个长达万里的梦里醒来。

一九九七年早春，两人的爱女钱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钱钟书先生去世。

杨绛先生一个人回到北京三里河，原来三人同住的寓所写道：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她的梦到此画上句号，可我却并不想醒来。即使我清楚这是梦，我无处可去，也没有归途。但我依旧固执地去找了那幢盖在半山腰年头长久的老房子。

如果有可能，我大概真的会轻轻抚摸它的一砖一瓦，然后合上眼睛靠在窗口虔诚地合十掌心和它说一句别来无恙。

好久不见啊，我最初的家。

其实更准确来说，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感知，就是在这间不起眼也算不上宽敞的屋子里完成的，我降生，然后在襁褓里头长大。当时父亲因为是在职军人，所以不能经常回家看我。我就和母亲依偎在软软的大床上悠悠闲闲地看日出，数星星。

我小时候一点也不爱哭，那时候家里有成堆的玩具。我每天早上起来就一头扎进积木的海洋里忘乎所以，而母亲总是笑呵呵地冲好奶粉，在我撅起小嘴刚准备哭出声时，恰到好处地把奶嘴塞进我的嘴里，然后认认真真地洗好所有被我弄脏的床单或尿布。

我的母亲长着一张严肃脸孔，又只留短发，虽然形象上与温柔贤惠一点也沾不上边，但她确实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和妻子。我再大一些的时候，她开始买识字图书和小卡片给我，然后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我认读最简单的声母和韵母。如果我做得好的时候，她的嘴角会明媚地上扬奖励我吃一颗被彩色玻璃纸包裹住的水果糖，她也会教我背简单的古诗偶尔还会有温馨的睡前故事。现在想起，我如今之所以在经历大大小小的磕磕绊绊之后还依旧拥有热爱着这个世界的能力，大抵源自于孩提时代母亲所带给我的，爱的启蒙。

时光呼啸着飞逝，再一转眼，我就到了背着小书包欢欢喜喜上学去的年纪了。那个时候父亲也已经从军队退役，回归到了平平淡淡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我们住的地方和就读的小学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所以父亲每天都会起早,跑步送我上学。

山间的清晨，永远带着清爽潮湿的露珠与泥土味道，我们沿着山路一直跑下去，父亲的衬衫会鼓起好大的一个包，我就咯咯笑着追上他，扑向那个大包然后使了劲地用头去碰，好像非得把它撞破了才罢休，父亲也笑，紧接着就把我抱起来宠溺地扛在肩膀上慢悠悠地往学校走。作为一名军人，父亲的脸线条刚硬，方方正正，那一双眼睛最是严厉，眉毛短短粗粗的，走路时腰板直的和路边的大杨树没什么分别。但他确实很少笑，明明是面无表情的一张脸，却总是能够在我放学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个时刻，迎着晚霞，挥动锅铲给我一个宽厚的笑容。

他高高大大的身影在逆着光的角度里安稳得像一堵墙，只是看着就让人心安。母亲听到声音也会从卧室里出来，一边埋怨着我又把新买的鞋子踢脏，一边把沁凉的橘子瓣塞进我嘴里，我把书包笑着一扔就跑到卫生间去洗手，母亲在客厅里轻轻擦拭着餐桌…

假若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多希望日子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要用最好的松脂完完整整地将过去包裹起来，在往后每一天的日子里，在每一次搬家的迁徙路途上，轻轻缓缓地在爱的旋律里凝成一颗这世上最珍贵也最温柔的琥珀，能够让我在今生今世的每一次颠沛流离里，不至于迷失了自己。

送给全世界最好的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