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

我的姥爷1928年出生，属大龙，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姥爷理着光头，个子不高，腰杆倍直，说一不二，具有极强的道德感，颇有家族领袖的风范。

小时候的我特别喜欢粘着姥爷，很可能是爷爷去世得早，爸爸又整天不在家，而我只能去跟随姥爷模仿着成年男人的行为习惯。

姥爷的小腿肚子非常奇特，上面布满了弯弯曲曲粗细不一的血管，而我最喜欢坐着小板凳，上下揉搓着姥爷的小腿肚子，听姥爷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姥爷讲，小日本侵略相州的时候人数并不多，但是老百姓们都不敢反抗，小日本表面上对小孩挺友好，对成年男人却非常严酷，如果小日本哇啦哇啦地大声吆喝，所有人就要立即停下来站好，有一个聋哑小青年听不见声音随意走动，小日本抬手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从此，老百姓们远远地看到小日本来了就会立马低头站住不动了，姥爷那时还没成年，没有力量反抗，心里面却恨死了小鬼子。

姥爷最喜欢讲的是淮海战役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的故事。1948年，姥爷20岁左右，解放军征召壮劳力跟部队运送战略物资，姥爷瞒着家里妻老偷偷地报了名，推上小车跟着部队就走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很快，姥爷跟随小车队每天行走一百多里地，独轮架子车上载着200多斤粮食，手上磨破了皮，脚上磨破了泡，那也不敢停下来休息，就怕跟不上大部队。每天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了十多天才到达前线部队。到了前线一切听指挥，什么活都得干，有时候运伤兵，有时候拉大炮，有时候送弹药，姥爷拍着小腿肚子自豪地说：“这些弯弯勾勾鼓起来的血管，就是那时给累出来的。”

姥爷心灵手巧，属于技能型的农民。解放后，姥爷跟着村里的泥瓦匠外出打工，刚开始做小工，干一些水泥沙子的重体力活，一两年之后就能独挡一面干起了大工，垒墙挂瓦样样精通，又过了几年就成了工头，能带着队伍揽工程盖房子。姥爷对手下的工友特别好，与大家同吃同住，分钱公平公正，盖房技术毫不保留地教给大家，赢得了工友们的充分敬重。我寻思，如果姥爷晚出生几十年，或许就是房地产大亨了。

姥爷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明辨是非，尤其瞧不上落井下石之人。文革时期，姥爷冒着巨大的风险保护了一位被红卫兵批斗的人。这人是村里的善人，家里地多被划成了地主成分，不明事理的红卫兵们抓住他批斗了好多次，被打得浑身伤病又没有饭吃。姥爷于心不忍，悄悄地把他接回了家，藏到了西屋的棚顶上，每天送饭送药，直到养好了伤病才把人家送走。

姥爷的种地水平不见得最高，但是家里的生产工具确是最好用的。随着姥爷年纪渐大，体力大不如前，就从建筑工地上退了下来。但是他可一点没闲着，置办齐全了各种维修工具，磨镰刀、寨锄头、修木叉，把家里的各种农业工具修理得顺顺溜溜，惹得周边邻居们都喜欢来家里借用，凡是用过的人个个竖起了大拇指。

姥爷还会扎风筝，尤其是八卦风筝做得相当好。草长莺飞的季节，村里的孩子开始放飞刘海、蝴蝶之类的风筝，姥爷便教着我做起了八卦风筝。找一根长竹竿，用锋利的小刀破开竹条，拿竹条扎起两个正方形，再交错成八卦的形状，用一块牛皮纸糊在八卦上，在八个角上依次画好了八卦的卦象，中间画上太极阴阳球，尾部栓上两根长彩条，最后就是吊线找好了平衡。拿起姥爷做的八卦，来到东河，放飞到天空中，霸气凛然的八卦风筝飞得又高又稳，瞬间秒杀了其他形形色色的风筝。

姥爷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和喝酒，即便是大病初愈，大夫叮嘱务必戒烟戒酒，姥爷逢人便说“治好病了就是为了活得舒坦，舒坦就得抽烟哈酒”。姥爷喝酒的瘾头很大，清晨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对着酒瓶来上一口，用他的话讲这才刚漱漱口。中午和晚上那得正经摆上几个好菜敞开了喝上几杯，直到红光满面舌头不听使唤了才肯罢休。姥爷的烟瘾也不小，96年送我去省城上大学，坐在小舅的吉普车里他一路上抽烟不断，站在大学里的毛主席石像下面仍然抽，到了趵突泉公园里照样抽，抽得正来劲的时候，突然被一名带红袖箍的妇女给拦下了，开出罚单罚款5元。后来我一琢磨，肯定是姥爷在趵突泉公园边溜达边抽烟，早就被人给盯上了，就等他扔下烟头，当场抓他一个现行。我想，如果郭德纲总结一下姥爷的爱好，那肯定就是抽烟、喝酒和光头。（注：郭德纲给于谦的评价是抽烟、喝酒和烫头。）

姥爷在家里说一不二，对子女们要求极为严格，规矩立了不少，譬如他常说的“站有站样坐有坐样”、“食不言寝不语”、“大人讲话小孩不准插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等等，搞得我这几个姨和舅在家里大气不敢出，说话办事谨慎得很。但是，姥爷对孙辈们却异常宽容，无论我和表妹怎么惹他，他总是慈眉善目，永远乐呵呵得，这就是他老人家特有的“一国两制”吧！

姥爷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年了。他生逢乱世，前半生亲身经历了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尽情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他一辈子先苦后甜，活得非常值了。

姥爷虽然有一些大男子主义的具体表现，但是他一生光明磊落，在村里有名有望。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就是“道德至上”，这是姥爷留给我们后辈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