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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良知谁做主，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最高的行为准则。 德国电影朗读者中。纳粹与看守汉娜，因为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让集中营中300人被活活烧死，虽然他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他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良知。最后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本文开篇的那段话并不是出自于这部电影中的法官之口，但他依然向我们揭示了汉娜被判终身监禁的原因。我们每个人拥有自己思想和行为的绝对的主权与自由。我们有自己的良知在黑暗的时代，当上级的命令，违背我们的良知违背我们其余良知说做出的内心行为准则时，良知应当高于一切。既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生活依旧是可以选择的人们选择逃脱黑暗的生活方式，无可非议柏林墙初建即将合围时，一位东德士兵，瞬间穿越铁丝网逃奔了西德。之后，30年冒着生命危险以各种方式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不计其数，人们向往自由与光明即使用一堵墙尾困住，他们困住的也只是身体，而不是心灵。这段著名的抬高一厘米审判发生于1992年2月的德国。柏林墙倒塌前夕，士兵亨里奇射杀了，企图翻阅柏林墙的一名青年。律师为亨里奇做无罪辩护，他强调，亨里奇只是一名小小的士兵，他遵守上级的命令值守柏林墙，他开枪的行为并非出于他的个人意愿，而是服从命令，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作为士兵。他是有罪的。律师的话合情合理，但法官最终说出了本文开头那段著名的话。亨里奇被判三年半有期徒刑，并且不得保释。在这个案件中，士兵亨里奇出于自己的良知，完全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只要不击中翻墙而去的青年的心脏，就不会违背上级的命令也不会违背。作为人所应有的良知。抬高1厘米审判是人类在对待恶政时的抵抗与自救，电影加里森敢死队中就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位德军士兵对着逃走的盟军士兵射击，却怎么样也扣不动扳机，他大声嚷嚷着什么老爷枪。其实让他射不出那颗子弹的，是他的良知，而不是那把枪。当我们身处一个坏的时代，一个坏的环境，一个黑暗的岁月时，并不是在明知是罪恶的情况下告诉自己，别人可以这么做，我就可以这么做，并不是躲在绝对服从的大旗下，对自己的罪恶行为就不再感到有罪恶感。而让自己不再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样的人失去了良知，也让自己的良心失去了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土上的国王，我们享有对自己全方面的主权，我们常常侧重于拥有对物的主权。比如房子是我的，车子是我的，却忽视了我们思想与行为上的主权，失去了判断的能力，违背良心做事，将思想与行为的主权拱手让人。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黑暗时代都不少见，就像有向黑暗屈服的人，就有同黑暗抵抗的人。基于自己的良知与道德的主权思想与行为的主权不沦丧。这是每一个国家的逆境社会和个人一样，也在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改善逆境，良知终将战胜罪恶如同30年后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只有作为个体的人的不断自救，才会有社会不断的进步，才可能让黑暗的时代一点点走远，让光明洒满人间。绝大多数人保有着良心的自由，个人主权的不沦丧，以个体自救的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如今各国都开始注重国民抵抗权的保护这是国家用法律保护人的良知，另外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同样讲述了柏林墙倒塌前夕的一段故事，不过恰好相反。这是一个原本绝对服从的人，最后良知苏醒，救人并自救的故事，隶属于东德政府某间谍部门的优秀窃听人员魏斯勒被派遣去窃听东德作家德雷曼的生活。在窃听过程中，被作家的生活及处境打动，良知苏醒，为了保护作家，不惜一次次篡改甚至藏匿窃听记录。最后，他因为窃听失败被撤职，由一名优秀的窃听军官变成了最底层的安全人员。正是因为无数个像魏斯勒这样的忠于职守的人的良知和其余良知对恶政的背叛中自救。不服从者作家对恶政的反抗中自救，从而完成的个体自救与社会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