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经过众多引用，差不多成为亚当·斯密的标签了。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借助这个概念要表达的是，虽然我们每个人是自利的，但是这千千万万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最后却创造出了一个有效分配的市场体系。
但是，除了在《天文学发展史》中提到“天神朱比特看不见的手”外，他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只提到了“看不见的手”两次。著名的《国富论》只有一处，是在评论当时重商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垄断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抑制对外贸易的时候顺带提到的。
还有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说，“富人只是从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富人消费的东西从量上来说，比穷人多不了多少。”虽然富人生性自私、贪婪，他们雇佣成千上万人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给穷人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和工作机会。
当然，我并不要去做考据派。其实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贯穿着“看不见的手”的思想。那就是无需权力部门的引导，成千上万的人凭借个人的自利动机驱使，就能带来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的结论在重商主义时代实在是开天辟地的。亚当·斯密的朋友亚当·弗格森因此总结说，人类许多重要的成就不是人类设计，而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这样一句话不要说在亚当·斯密所在的18世纪，就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个年头的中国，依然重要，并且一再被遗忘。
但是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认为，人类可以恣意妄为，而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消除麻烦。事实上，人类总是自以为是，妒嫉他人，爱慕虚荣，固执。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更能充分观察到人类的弱点：当繁荣的时候过于贪婪，当萧条的时候过于胆怯，这种情感上的“超调”导致了市场也总是“超调”——繁荣的时候产生泡沫，泡沫破灭的时候坠入深渊。
虽然市场在亚当·斯密眼里是一种了不起的社会体系，但显然，市场本身并不是“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究竟为何物？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将这种体系的存在归因于神圣或者半神圣的天道。有的学者解释说，当时亚当·斯密的学术生活受到了传教士的控制，或许是不得已为之；又也许这只是在18世纪人类可以做出的唯一解释。
我们现在很难推断出，亚当·斯密究竟认为市场体系的存在依赖于神性还是人性本身。在我看来，如果不作学术研究，没有必要一定纠缠于这两个推断，反正结果都是：市场体系的顺利演进依赖于人的道德。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靠良好的制度环境就万事大吉，也许不能算是个完美的答案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策源地毕竟是发生在法治最完善的美国。又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制度监管上，但是，监管永远落后于金融创新活动，虽然监管者能吃一堑长一智，但总是吃堑在先。
回到亚当·斯密的那本《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认为，人类天生对他人具有同情心，或者叫做“感同身受”的倾向或能力。作为社会动物，人看到别人痛苦或者高兴的时候，我们也会替他们感到痛苦或高兴——当然在程度上没有那么强烈。同样地，别人在寻求我们的理解和同情的时候，也会理解和同情我们。因此当他们的感觉非常强烈时，感同身受的能力会促使他们克制自己的感情，以便与我们不那么强烈的反应相一致。渐渐地，当我们由孩童成为大人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地了解哪些行为对别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道德在人类的社会性基础上产生了。
这样的理论不好懂是吗？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对企业家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他其后又几次在公开场合推荐此书，但是翻过的人都知道很难有人把书看完。
但是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真正揭示了：市场经济总是“失灵”的根源，回到亚当·斯密的世界，你会发现答案要比现在的经济学家们揭示的更为深刻。让我们随后继续探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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