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讨薪背后的隐情（重磅推荐）

-----致敬六安教师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命运

——兼谈六安教师讨薪事件

教师讨薪背后的隐情（重磅推荐）

一个朋友跟我说，为义务教育打工几十年，身心俱疲。他说，几十年里，切实承担着义工的工作，而背着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名份。活得像个小三，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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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义工属自愿，而教师不管愿与不愿，都得疲惫地坚守。教师属于在编，这一属性决定他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执行的“义务”。

对于林林总总的工作，有业务以内的，也有业务以外的，采取命令式的摊派，有的以政治任务的色彩渲染，有的诱之以晋级和晋升的必要条件。领导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无条件、不打折扣地完成任务。”于是，任务就这样安排下去，还是无本的买卖。

那个朋友嬉笑着自嘲，一连串说了几个词：好干活、干好活、干活好。我们都明白的，好干活是一种姿态，干好活是一种能力，干活好是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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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喻自己像狗一样累。这样的教师接触多了，也便了解到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真实的情况不止一个累字。

他体验最深刻的，是行政权力对业务的肆意挥霍和破坏。这种挥霍几乎不加任何限制，也不加任何掩饰。任由一张嘴发了算，几百几千人就得埋头苦干。可气的是，活是白干，这叫“奉献”；加班和翻工是理所应当，那叫“敬业”。

不相干的部门插手教育也司空见惯了。他们通过和教育局、人社局等部门的联合，从行政上切入，从制度上明令，有时模糊地融入政治的火药，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让教师参与各种形式的有偿无偿的培训，安排教师完成各种非业务范围内的任务，和八竿子打不到的社会义务。

这些部门之间，明着联合，把彼此的行政权力拧成一股绳，以达成一些他们想当然的效果。教师在这中间扮演了义工的角色，而且完全被动，职业幸福感和师道尊严被严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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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系列错杂的部门，无法无天地给教师摊派工作，并错上加错地给教师完成任务的执行力作最后的定性。

也就是说，就算你是足球运动员，也生生被拉去替别人打了一场篮球；打完球，辛苦不说，被替换的人并不领你情；不领情也罢了，最后明明白白地又踢你一脚，说你球技真糟。这一脚是事先约法三章的，甚至对方手里有你自愿做义工的签名。

当然，从来没有任何一方行政权力会承认教师在承担“义务”的时候是义工的身份。决策者有一万个理由说服你说，这都是你情我愿的。

做得好，自有人去领奖，跟教师一毛钱没关系，再说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体系和同一个部门；做不好，他们给教师义正言辞地定罪。给定罪，你就得认罪，因为事先已经口头或者书面示警，说得一清二楚了：责任自负。

他们从不去设想：这都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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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教师讨薪事件中，明明是政府欠薪，按照有罪推定原则，政府中的一些人，虽不能套牢坐实教师之罪责，却可以先抓几个，再命令教师交出没有违法的证据。这完全把事实整反掉了，本来作为被欠薪一方的教师，是问政府要账的原告，竟被指定站在被告席的位置上，被真正的被告当犯人一样劈头指责。

这又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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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的老师地位之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工会，形同虚设。别的地儿也没有说理的可能。

看到新闻里有发言人说教师应该按法定程序反映问题的报道，我就忍不住愤愤：明明身为刀俎，却说人为鱼肉的话，骗傻子呢？

可怜的教师，就算在业务方面也不存在太大的开拓和表达空间，因为明白人都明白，业务的角色没有那么重要，说真话和迈大步是要吃亏的。当然，稍稍上一点年纪的老同志，都已经在业务上主动变乖，这是他们可悲的经验主义。

教师的待遇是低级的，又按照从大到小一贯排列下来，大学就大，中学居中，小学就小。社会地位的微弱差别也这么排定。排到中小学，薪资微薄得让人囊中羞涩，连带着让教师的社会存在感都几近于无。试问，有几个人好意思在同学聚会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名教师”，或者“我是一名小学教师”。网上有一个取笑教师的段子，说：“你是教师，你是教师，你们全家都是教师。”我跟一个儿子将要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熟人聊天，带着复杂的心情提醒他，千万别让儿子进教师队伍，不然娶儿媳妇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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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地位和现实处境堪忧何止于此。

芜湖教师讨薪成功，被传为美谈；六安教师讨薪被抓，被说成地方政府决策的失败。无论前者后者，教师沦落到提着裤腰带上街游行要求加薪，都是丢了大美中国的脸面。一出一出的闹剧，有的还演变出恶作剧，涮的不是夫子们的脸，是国人的心。

当人民教师排成队喊“我要吃饭”，我们有个别政府官员居然脸不红心不跳，这也是当领导的伟大境界吧。

总有人颠倒黑白，责难人民教师。总有人把教师当作打工仔，像对待打工仔一样对待教师。现实中，打工仔的地位也已提升，而教师却没有翻身做主人的机会。一点迹象也看不到，永远在沉默中等待死亡。张嘴乱说话的，自有人设法让你闭嘴。他们错误地以为教师软弱可欺，总想把教师变成苦力和哑巴。动辄得咎，毫不留情。

改造哑巴不成，又不能抽筋断骨头，如何呢？在六安，他们是这么做的：用手铐铐住。这些人比较缺乏想象力，手段的确低劣，不够高明。手铐冰凉，应该用“锁链”，诚如戴厚英女士写过的那条锁链。她写道：

锁链，是温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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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教师事件让我联想得多得多——人民教师欠缺的不仅是薪资，还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为人师的尊严，为人表的礼遇，和所有这些问题的保障机制。地方上保障不了，就中央保障，人制的层面保障不了，就法制保障。当然，立法，依法行政，保障教师行业的有序性，才是最根本有效的。

据专业者分析，六安讨薪问题是有法可依的，这个法是教师法。地方政府拒不执行教师法才最终发酵了这个事件。是教师法疲软乎？是地方政府法律观念淡薄乎？是法律本身不切现实乎？我想，除了薪资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的问题就是教师法的威慑力不强大。如果能从领导干部在制度上随意针对人民教师，转换成由法律本身强制面向任何一个社会人，才能说对等和公平，问题也就容易解决得多。公权力内，我们常常强调行业的制度，由着一张嘴巴胡说八道，而忽略了法律对是非曲折的界定。其实大家谁比谁都清楚，法律才能表达真相，征服人心。

制定法律，形成威慑，是文明社会的规范，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项。不然，法律会告诉领导干部们，什么才叫“责任自负”。

那么，弱弱问一句，六安教师讨薪事件，责任自负该归谁呢？现在，处于风口浪尖的六安当政领导们恐怕人人自危了，因为舆论的扩散，让事件的性质变了味，那么，等待他们的除了行政问责，还有法律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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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纪监委隆重登场。身为成熟稳重的吃瓜群众，我不会提前酝酿他们的督察结论，也不会以讹传讹。我完全相信，纪监委将很快给公众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通报，以明原委，以正视听。

我们必须承认：党政干部犯错误是藏不住的，早晚要拉清单。

之所以写到六安教师讨薪，除了事件的现实性本身，我主要在考虑人民教师——尤其义务阶段的教师——他们对这个社会承担的巨大贡献，对应的社会地位之不堪，他们的付出和回报的错误失衡，如何让义务教育进入整个社会关注的视野，怎么才能促使教育成为大美中国的根基……

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如果一个教师在工作中像做小三，得不到名份，感不到温暖，他如何能出色地用心地完成工作呢？中国的教育如果在“尊师重教”这个基本环节出漏洞，又将何去何从？

回到“义务教育”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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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一下，大概可以理解为受教育者和国家两方面的义务。适龄的公民的义务是必须接受九年的教育；国家的义务，是依据国情和教育需求，投入和保障每个公民享有相应学段的教育。

这里并不存在人民教师的义务。如果非要提出教师的义务，那也是属于教师法的范畴，是另一个话题，和六安教师欠薪事件搭不上边。

各地层出不穷的教师欠薪讨薪事件，让我看到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就是人们这些年不断提到的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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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法律，本质就是一份契约，契约的一方是政府，一方是人民。政府欠薪时，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也不要试图舞动行政权的大棒震慑人民吧。违约，在企业上完全可以理解，人民会尊重你关于违约的选择，但你得掏违约金啊。掏了违约金，至少你还是尊重了契约精神，你本身也获得一份尊重。违背契约，再瞪眼珠子吓唬，人民如何信任你？

有些地方政府因为惯性思维不断犯错误，引发了党群矛盾。人民没有错，党也没有错，错在个别人公权力的膨胀，和法律观念的薄弱。法律越来越成为行为处事的准绳，这些人也必然受到教训。

六安教师讨薪的确是个案，但有明晰的法律意义，也有引导全社会重视教育和尊重教师的示范性意义。全民都关注到这个事件，有人甚至提出，希望这个导火索能够引发中国教育生态的变革；以此，还教育以蓝天，还教师以正气，为大美中国奠基。

大多数群众的想法，有着积极的现实性。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我个人大体也明白了教师的烦恼：做着老婆的事，却落个小三的份，问题手里还确实握着一张结婚证；真话一句不能吐口，说真话就会遭遇家庭暴力，乃至于被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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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真实命运。一层面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