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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和三国时期
文学从东汉末期开始了一次大的觉醒。东汉末年政治腐败，人心纷扰，借助诗文宣泄个人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和家国离乱的忧愤，反而成就了文学的觉醒。《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乐府，无论对后世诗歌还是文赋创作的启蒙意义都是划时代的。建安文学以曹丕《典论》为理论指引，形成了典型创作风格、典型作家群和经典作品。以风格论流派，标识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自此而始。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发轫者，他的诗歌苍劲悲凉，韵致直追诗经；诏令文章则简洁高古，深得尚书意味。曹丕的诗文厚重典雅，谨饬雍容；曹植前期空灵幽玄，后期变为悲愤苍凉。三曹总体风格是意绪慷慨悲凉。竹林七贤中的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汉魏时期的经典，文字简易明澈，说理浅近直率，风骨洒脱清奇。这时期文人特立独行，纯粹坦诚，敢于直抒胸臆，文章都有丰富的人生感受，真性实情。
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文风明显分化。一派是宫廷体文章，以赋为主，属当时的正统文学。另一派回归性灵，以陶渊明为代表。陶潜为人质朴浑厚，性爱自然，文章纯朴简古，独步于文坛。《归去来辞》有辞赋之名，而意境迥异，实属千古绝响。《桃花源记》简约从容，生动流畅，虽看似寓言小品，却成了后代游记体文章的始祖。陶渊明的文章朴讷少采，在简古平易中蕴含着自然韵味，这种贫贱中自得其乐的闲适意境，他人修炼而不可得。王羲之是书圣大宗师，《兰亭集序》结构谨严，语词精典，直抒性灵，格调奇丽，有浑然天成之境，人生感悟的深度、广度、境界都在陶潜及六朝名家之上，仅此一文也足以垂名千古。南北朝后期庾信的最高成就在骈文骈赋方面，他的文章因生平遭遇有感而发，不是无病呻吟，著名作品《哀江南赋》，赋前之序是独立成章的骈文杰作，意境苍凉，离情愁绪耐人回味。杜甫评价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耕；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平生萧瑟，老而更成，这种半生的悲凉凄苦，到暮年去体味，更是愁心千转。
隋唐时期
隋代享国时短，文少而不得见。隋代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富庶时期，为盛唐做了铺垫，国祚不昌，文运亦是衰微，是最典型的。
初唐之文莫过于王勃《滕王阁序》，虽名为序，实是骈文。敷陈手法，排比连翩，对仗工整，尚未褪尽南朝痕迹，仰观俯察感怀人生的主题也是六朝意味。作为唐文名篇，其宏博壮丽的气象，却非前代可比。李白旷代奇才，诗歌独步千古，文章也处处英才天纵。《春夜宴桃李园序》是一篇骈文小品，“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对于终极关怀的思索，既有哲人深度，亦有诗人情怀，为数千年来文人所不能道。韩柳之前的唐文，气势远胜与前代，文体仍徘徊在六朝之间。骈体文显然不太适合阐述大道理，表现自由奔放的思想情感，文人需要一种更加自由的文体抒写感悟和生活，文体革命势在必行。五言七言律诗绝句日臻成熟，歌行体也至化境，诗歌已经突破，文章家解放文章形式的愿望也更迫在眉睫。
中唐古文运动是从尊儒排佛开始的。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土，东晋时发展为中国第一大宗教。唐代太宗始则崇儒后又信佛，儒教育人，佛教化心，各有所用，儒佛出现并立。作为朝廷重臣的儒派文章家要实现文学的改造和革命，选择了传扬大道、教化民众的宗旨，这场文学的革命所以又是儒教的复兴。古文运动第一炮是《原道》，抨击佛教和道教所谓的“道”，确立仁义道德为正道。《原毁》《师说》《进学解》及《杂说》，为世人阐述新儒家哲学。苏东坡说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与“天不生仲尼，万古为长夜”异曲同工。以传播儒家哲学、文章承载大道为己任，韩愈开了一代新的文风，后来宋明清代的文章流派也不得不以此为宗旨。韩愈才大力雄，文章器宇轩昂、汪洋恣肆，所谓胸中藏丘壑则大块假以文章，肩上担大任则发一语而中规矩。柳子厚同为古文运动旗手，文风与韩愈不同。有人说柳宗元才力不逮或心胸不比韩愈，都是妄语。韩文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结构谨严，词汇丰富，犹如九龙之壁；柳文则精美绝伦，小巧剔透，宛若和氏之玉。韩氏以传道为己任，宗元则以恣情性灵为乐。韩氏虽有贬谪，期年而归帝京；宗元则长期谪居荒蛮，以罪臣之身，料难以为时人之师臣子之表，当然不写道德文章。不是不想写或不能写，而是忧谗畏讥，所以柳宗元前期也有传道之作，后期颇多游戏山水之文。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天下叹黎民思尽忠，多道德文章；身处江湖之远，则忧宦途叹命运思亲人，多寄情山水文章。得意时遍地春风，失意时弥目黄花，古君子也难逃人之常情。这两种情况似乎成了文学象征，标志着两种典型的写作状态。司马迁、屈原、陶渊明、谢灵运、庾信，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范仲淹，苏轼，多是如此。
五代时期
五代乱世之文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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