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狂想曲——从托马斯·莫尔到韩愈
我在阅读英国近代散文之时，经常会为作家的奇思妙想而惊诧。例如散文巨匠培根，他的随笔切入点经常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词——“读书”、“自恋”、“宽容”……但下笔活色生香，在人所共知的概念中添上一层新的含义，而且并不给人油滑或傲慢之感。这很像平克在《写作风格的意识》书中所谓的“古典风格”，也就是带领读者“平等地观看世界”的文风。
平克援引托马斯和特纳的论点，将这种风格归于十七世纪法国作家的影响。不过，任何一种转变都是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英语世界本身也自有其“古典风格”的萌芽——早在15、16世纪已初现端倪。此前的英国作家深受古罗马拉丁散文的影响，推崇西塞罗式的铿锵雄辩，讲究对仗、用典和音韵和谐，甚至到了矫揉造作的地步，这种文风在16世纪前后才逐步消散。那么，英语世界从古代修辞术到近代散文的“跃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里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他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散文家，写作了优美的历史文学《理查三世》。
>*托马斯·莫尔提供的不只是一般所谓好散文，而是能满足十六世纪英国的一切要求的散文风格，特别是“一种能把当代事件用生动、有戏剧性的叙述文记录下来的散文风格”。由于他做到了这一点……他——一位历史学家家、思想家，而不是舞文弄墨的词章家——成为班扬、笛福、徳莱顿等人的先驱。*——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
文风的转变，就是社会认识的转变。英语世界对“舞文弄墨的词章家”的鄙夷，对从古希腊时代脱胎于演讲的修辞术的扬弃，对散文兼容各种功用的迫切需求，（还有对法国随笔作家的模仿），共同构成了英文世界文风跃迁的基础。在托马斯·莫尔之后，英语散文有了新的面貌，形成了至今犹受推崇的“古典风格”。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写作背后的逻辑别无二致。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方，就能窥见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也有着一个相似的脉络。这里的关键人物是**韩愈**。
>*（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 ——白居易
六朝“宫体诗”可谓中国文学史上骈四俪六矫揉造作的巅峰——五代之时的美文犹如一位浓妆艳抹、裙裾层叠的宫廷仕女，行走已然不便，更别提羹汤劳作了。直到中唐，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从孔子和司马迁手中接回了文脉的火炬，恢复了先秦两汉散文写作的传统——不妨把他提倡的文风比作一名活泼干练的新女性，一颦一笑落落大方，毫无扭捏之态。**从骈文复归散文，是修辞的降维，是功能与形式的统一**。韩愈之功，与托马斯·莫尔“提供了满足当代社会一切要求的散文风格”不相上下。
再想想民国至近代的白话散文大家，比如鲁迅、郁达夫、梁遇春、夏丏尊、梁实秋、林语堂……都是下笔经济但妙语连珠，就连撰写的专业著作都轻灵跳脱，既无学界常见的沉闷笔调，也无哗众取宠之意。从文章中明显看得出他们的文言功底极好。虽然五四时期兴起过“反文言”的风潮，但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那些白话文写得最好的人恰恰正是那些腹笥丰赡的古文作家，这显然说明他们从中国古典散文中汲取了养分。这些人的文章也偶尔流露出西方近代散文的特点，因为在那个年代，眼界开阔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模仿过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作家。在东西方古典传统的熏陶下，这些大家的作品蔚为可观，至今依然值得吟咏和玩味。
时代变迁，我们尽可以采用新的语言材料做文章，但写作的逻辑亘古不变。古典风格就是**雕琢而不雕砌，精妙而不卖弄，凝练而不故弄玄虚**，那种**柔和而精美的智力博弈可以介入任何主题，以简练明晰的写作风格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当下这个时代，枯燥的公文与学术文章、哗众取宠的煽动性报导、浅陋粗俗的快餐文字大行其道，窃以为，“从古典中来，向古典中去”应当是每个有志于写作之人的砥砺方向，至少是我自己练笔的方向。与各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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