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谈到文艺发展的必要条件时，提出了著名的时代、环境、种族三要素说，认为：“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
莫言的创作道路，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遇的。自他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问世到《透明的红萝卜》走热，先后不到四年时间，他几乎是一蹴而就地跃上相当的高度。是时代玉成了他，是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目光的文学界培育了他。莫言是个后来者，又是一个幸运者。
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有一句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时代可以成全一位作家，却不能无中生有地炮制一位作家。
幼小的莫言，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无爱的家庭与现实生活中的重重阴影，给敏感多思的莫言留下浓厚的悲观主义和烦躁不安。他需要的是温暖、理解和童心的舒展。但是，在现实中，他更多地感到的是生活的孤独和沉重、物质的乏匮、心灵的饥渴，给他的心灵造成永难平复的创伤。
一如人们熟知的野草：当它在地面上不断地遭到自然和人为的戕害，它就拼命地向地下发展，把根扎得很深很深，只要根还在，它就可以再生。这是生命力的一种自我保护。
当莫言渴望汲取、渴望生长的欲望，在孩提时代，在几乎是最无忧无虑、最自由自在的幼年就受到现实的抑制，他只好向着内心发展，用各种各样的幻想去填充生活的贫乏。他变得内向，变得沉默，变成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圣诞节的风雪中除了单薄的衣服和手中的火柴之外一无所有，却能够幻想出那样温暖、那样光辉的属于她自己的一片角落。
“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这是一位军艺文学系同窗对莫言的描述。
在莫言的记忆中，从没有童话的世界，尽管他徒然地存有过那么多美丽的幻想。心灵的扭曲所导致的是人生观的压抑，是对于生存的灰色认知，是逃避现实向自我龟缩的苦痛。外力的压迫，使他感到室息，使他为保护自己而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使他对外界采取一种拒斥的眼光，抱有一种不自觉的批判态度——当一个人无法与他面对的世界认同，这种对立是自然而然的。他无法与贫困的生活认同，因为世界存在着值得他向往的生活和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他无法与严厉的父亲认同，因为父亲剥夺了他的童年欢乐；他躲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种反叛，精神上的反叛。这一切，都使他这颗敏感的心灵感到自己生命的苍白。他无力支配生活，却一直是被生活所支配的。
把写作看作是自己的存在的证明，正是源之于生存虚幻的危机。一个人的存在，本来是无须证明的。
即使是写作，以写作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以生命的自然流露为文，二者之间存在着境界差异。生命的自然流露，率情任性，信口而出，如刘邦项羽，困厄乌江之际，得志还乡之时，慨然而歌，是真性情、真文字；为自己的存在作证明，却必须经由取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实现。然而，二者又不是决然对立的。
生活还有它明朗的一面。莫言的家乡高密县，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较早繁荣发达的区域。与悠久的文化传统、传奇的斗争故事一道渗入莫言心灵的，还有生活中俗文化——人们的口头创作、粗俗的男女情事，以及狐魅力鬼怪、逸闻秘录。
独特的生活经历和读书自修，敏感而内向、耽于幻想的气质，超越自卑、出人头地的心理动力，反叛性地对待以父亲和老师为代表的权威，以及亵渎权威所增强的个人自信，直面活鲜鲜的也是沾满污秽尘垢的生活的人生态度，古齐文化、乡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文化的启蒙，以及那不可或缺的军艺文学系的深造在此，他开阔了文学视野，感应到文学思潮的起伏更替，接收到当代世界文学的最新信息，经历了观念、方法、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更新一凡此种种，如八面来风，推动了莫言的文学之舟扬帆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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