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五：出文字狱

《传习录》一三五：出文字狱

来书云：“闻语学者，乃谓‘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又取其‘厌繁就约’‘涵养本原’数说标示学者，指为晚年定论，此亦恐非。”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顾东桥所处的时代，朱子在四书方面“官方正统教材〞的地位早已根深蒂固。大凡学者，必求个“学而优则仕”，而学者“求仕”的路上最绕不开的便是朱子对于四书的诠释。

后世学者通过朱熹，通达往圣先贤的精神世界，这是朱熹的价值，也是朱熹的荣耀。后世学者，泥于穿求文字，再也走不出朱熹文字的泥沼，再也无缘看到往圣先贤的精神世界。这是学者的悲哀，更是朱熹的悲哀。

顾东桥之所以困顿，原因只有一个，他无法通过朱熹看到更高大的身影——看到往圣先贤的精神世界。王阳明的意义在于为顾东桥这一类的后世学者，辟出一条“学为圣贤”的路，这条路首先要破除的迷障便是对于朱熹的执念。毕竟，执于朱子者止于朱子——朱子不是“学为圣贤”者真正意义上的为学终点，不破此执便不会有所突破和成长。

王阳明同顾东桥的这封书信，解决的仍然是破除“朱子”执的问题。

你来信说：“听说您对学者讲过，朱子‘即物穷理’的说法，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玩物丧志。还拿朱子‘厌繁就约’、‘涵养本原’等说法作为印证，认为是他晚年对自己学说再审视后的定论。我认为这可能有些不对。”

朱子所表达的关于“格物”的观点，主要体现为“即物而穷其理”，所谓的“即物穷理”，就是在事事物物上穷究所谓的天理。就是以我心求天理于事事物物之中，这样就将心和理分而为二了。如此在事事物物上探求天理，就如同在父母亲人身上去求孝的道理一样，到父母亲人身上探求孝的道理，那么这个孝的道理到底是在父母亲人身上，还是在我们的心中呢？如果是在父母亲人身上，那么当他们去世之后，我心中孝的道理便消失了吗？遇见小孩子掉到水井里，一定会产生恻隐之理，那么这个道理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我们自己心中的良知上呢？或许不可以跟着孩子跳入井中，或许可以伸手援救他，这些都是所谓恻隐的理。这恻隐的理究竟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我心中的良知上呢？以此类推，万事万物的理无一不是如此，这样就可以明白将心与理分而为二这一观点的错误所在了。把心与理分而为二，实质上就是告子的“义外”之说，孟子曾经深刻地批判过，“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不对，为何还要这样说呢？我说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玩物丧志，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是将我心中的良知在事事物物中实现。我心中的良知，也就是所谓的“天理”，将我心中良知的天理实现在事事物物当中，事事物物便各得其理、各得其所，实现、彰明我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谓的“致知”。让事事物物各得其理、各得其所，就是所谓的“格物”。这是将心与理合而为一。把心与理合而为一来看，我前面所说的，还有我对于朱熹先生晚年定论的说法，便都能够不言自明了。

佛家有“不立文字”之说，孔子有“述而不作”之自律。大抵真正有智慧的人，都能看到文字背后的潜在弊端。

据说，禅宗六祖慧能是不识字的。有一次，一位比丘尼找到他，请教某部经的真意。慧能大师明确告诉她，自己不识字，若要求那部经的真意，还须将那部经念给他听。那位比丘尼十分不解，质疑慧能大师连字都不识怎么可能洞悉经书真意？

慧能大师用“以手指月”作比，他说：“人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到月亮的所在后，还会一直盯着那指引月亮所在的手指看吗？”

朱熹注解四书的文字，好比是指向月亮所在的手指。圣贤们创造的光明的精神世界，好比空中那一轮明月。太多的读书人，因为一直盯着指向月亮的手指看，忽略了真正的月亮。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的注解文字，俨然就是一座文字狱，此文字狱如果不能自学者心中破除，便意味着学者要终生囚于此狱中，再难看到那皎白明月一般的圣贤的精神世界。

入文字狱，是学者的必修课；出文字狱，何尝不是学者的必修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