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风的文字狱—孙嘉淦伪奏稿案

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历朝皆有文字狱的记载。到了清代，文字狱成了统治者打击异己，镇压对统治不利的一些思想言论的工具。

清代的文字狱数量暴涨，尤以乾隆时期最甚。大清入关以后，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而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远远超过顺康雍三代加起来的总和 ，整个乾隆朝一共兴文字狱130多起。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五花八门，有些文字狱纯粹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甚至莫名其妙。但对乾隆来说，原因无所谓，效果很重要。只要是有一点动摇大清统治的苗头露出来，就要将其扼杀，而且要制造恐怖以达到震慑人心的效果。

乾隆年间，一份伪奏稿就曾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神秘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这份奏稿经过无数人拷贝传阅，最后传到了乾隆的手里。

奏稿是以孙嘉淦的名义写的，内容比较大胆，几乎把朝中大臣全部弹劾了一遍。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份奏稿还斥责了乾隆“失德”，罗列了“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本人及登基后的施政进行了抨击。一是抨击他杀死金川战争中有功的将领张广泗，二是批评他喜欢外出巡幸，劳民伤财。

这份奏稿虽然署名是孙嘉淦，但文辞粗劣，一看就不是孙嘉淦的风格，而且朱批也并非出自乾隆御笔，显然是份伪奏稿。

这份伪奏稿的出现，让乾隆感到了一丝政治危机。雍正执政时期严刑峻法，国家从上到下的整体氛围是比较压抑的。到了乾隆登基，他觉得经过父亲严苛的治理，大清朝的内政已经比较稳定。所以他的执政治理方针由“严”转“宽”。

为此他做了很多实事，释放被圈进的宗亲、免去雍正时期官员的追赔赃款，减免百姓赋税等等。

但这份伪奏稿的出现让乾隆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疑神疑鬼。他感觉大臣们对他的歌功颂德表里不一，实际在各级官吏中还有和朝廷作对的势力。而且社会上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根本没有减弱，自己的仁政对这股反抗势力还是成效甚微的。

乾隆担心这份伪奏稿后面还有更大的政治阴谋，因此决定要一查到底，找出伪奏稿的真正作者。

说到这份伪奏稿，就不得不提孙嘉淦这个人。孙嘉淦是康雍乾三朝元老，以敢于直谏闻名。由于他的直言敢言，经常惹得皇帝不高兴，所以孙嘉淦的官场生涯大起大落。

由于这份伪奏稿和乾隆有关，而且其他地方并未流传，为了不致于扩大流传范围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乾隆一再叮嘱，除了几位知情的军机大臣和地方官员外，伪奏稿绝不能外传，此事不得走露半点风声。乾隆命涉及这份伪奏稿流传区域的官员彻查此案，秘密走访，及时汇报案情。

随着追查工作的展开，大家才发现这份伪奏稿传播的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不单单内地的贵州、山东、江苏、湖北等十七省有传播，就连远在云贵的边远土司竟然也有流传，几乎风靡全国。这也不奇怪，在专制社会，有人居然胆敢抨击最高统治者，要是我，我也会好奇的抄一份来看看。

由于传播广，自然涉及的人员就多，大家都传抄。既有各级官吏、举员生监、乡绅、商贾和僧人，甚至还有八旗子弟、蒙古王公贵族、边疆土司。这给稽查这份伪奏稿的原作者增加了极大的难度，经常是抓住一个人，严刑拷打，顺藤摸瓜，感觉好像快接近结果了，结果发现是又一个源头。

而且稽查工作还经常跨州跨省，犯案嫌疑人动不动就咬出来另一个千里之外的嫌疑人。举其中一个例子： 贵州巡抚开泰奏报说，奏稿是从一个四川生意人谭永福那抄的，谭永福说他是去云南卖药的时候从一个商号那抄的。他在从云南回家的时候住客栈，还给同住的其他客人抄过。于是办案把视线转到云南的这家商号，经过审讯，商号的人说是从江西人朱醒庵那抄的，审讯朱醒庵，他说是两个同乡从汉口的一个叫陈俊臣那抄的，于是办案人员又转战湖北，本来以为抓住陈俊臣快拨开云雾了。结果山东那边又传来奏报，说比这个源头时间更早，他们就发现了伪奏稿，于是办案重心又转到山东开始追查。

在追查伪奏稿的过程中，云贵扯出湖北，湖北扯出江西，山东又扯出湖南，之后查案的结果变得更加纷乱复杂，越查扯得越多。

这个查办过程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乾隆的想象。在审讯过程中，有的人因挟仇而互相诬陷，有的拿已故之人拿来搪塞，有的在严刑逼供之下直接认罪，但停刑后又喊冤。

有些地方官吏还利用这个机会敲诈营私、扩大案情，大大加重了案情的纷繁复杂程度，同时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骚扰，民间怨声载道。

案子越查越复杂，迟迟没有结果，为此，御史书成、乡居在籍的侍郎钱陈群先后上疏，要求停止查办伪稿，释放株连民众。这使乾隆帝十分恼火，一怒之下，将书成革职，严厉斥责了钱陈群。此后，再也没人敢劝乾隆停止彻查伪奏稿案了。

由于伪奏稿案拖得时间太长，涉案人数众多，本来秘密进行的查办工作最后搞的全国上下皆知。

为了维护大清的国体颜面，乾隆给各级官员施压，让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伪奏稿案的查办工作中，并痛骂一些地方官员的敷衍搪塞行为。

到了乾隆十七年年底，伪奏稿案已经查了一年半，缉获上千人，因查办不利而降级、革职的督抚大员十几人。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可伪奏稿的作者到底是谁，还是不见庐山真面目。

乾隆自己静下心来也开始思考伪奏稿案的前前后后，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无头公案，如果继续下去，与朝政社稷无益。但骑虎难下，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呢？

就在乾隆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个人给乾隆送来了案情转机。

江西巡抚鄂容上奏追查到江西长淮干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奏稿。这一次，乾隆没有按照惯例让江西地方官员进行查办，而是直接下令将卢鲁生父子押解到京。

乾隆将卢鲁生定为伪奏稿案主犯。乾隆十八年二月，卢鲁生被押赴菜市口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判斩刑。

乾隆下旨，伪稿主犯已经缉获，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除此之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则因失察而牵连革职。

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场。

这个结果只能说是乾隆给自己的台阶，伪奏稿案真正的“元凶”依然逍遥法外。这个元凶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些人，也许永远无法弄清真相了。

值得一提的是，伪奏稿虽然是假的，但孙嘉淦却惶惶不可终日，加上年老体弱，最后忧惧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