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历史中， 军阀孙殿英除了以投机善变而臭名昭著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清东陵帝后陵寝而逃脱惩处，让人大跌眼镜。国民党政府对孙殿英的包庇纵容，直接将前清废帝溥仪推送到日本人的怀抱，不可不谓因小失大。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病死后，归葬于清东陵，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为其举行国葬，随葬的珍宝不计其数。
当时有一本书叫《爱月轩笔记·慈禧藏宝图记》，对慈禧墓中的陪葬品有清晰的描述。这不免让那些盗墓贼对陵墓中的财宝虎枧眈眈。
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政府与清王室签署《优待条例》，承诺每年拨付给清王室400万元。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修改《优待条例》，北洋政府将拨给清王室的费用由400万减少到50万。
负责看守陵园的护陵大臣和八旗官兵由于没有了俸禄，开始监守自盗，私自把陵园内的贵重物品拿出去卖掉。
1927年，土匪出身的马福田带领自己的600多人投靠奉军。 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举行二次北伐，迫使奉军撤出北京。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于是带领队伍重新当起土匪。
此时的清东陵已无兵丁守护，马福田率领土匪偷偷进入清东陵内，将清东陵地面上残存的贵重物品洗劫一空。
1928年7月8日下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手下的两员大将梁朗先和谭温江从京城返回，说蒋介石决定裁军，十二军有可能首先被裁掉。
孙殿英忧心忡忡，梁朗先递给孙殿英一本《爱月轩笔记·慈禧藏宝图记》，联想到马福田盗走的珍宝，孙殿英眼前一亮。
于是，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徐源泉，提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当军饷，帮部队度过难关”。
在徐源泉的默许后，孙殿英以“马福田和王绍义在东陵盗宝事件”为借口，派出手下人四处散播谣言，宣称“东陵已被马、王一伙所盗，自己将奉命围剿，并且清剿后还要进行军事演习。”
随后，在马兰峪各条街道路口的墙壁上，张贴第十二军的布告：“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演习区域的居民从速迁出。”
孙殿英派人找来附近的五六个老旗人询问地宫入口，而他们也不知道入口在哪里，一番严刑拷打后，有一个人供出张石匠。
孙殿英立即派人找来已经年满60岁的张石匠，以张石匠儿子的性命相要挟，迫使他说出了地宫的所有秘密。在张石匠的引导下，慈禧太后陵寝的墓道被成功炸开。
在连续三天三夜的疯狂盗宝后，孙殿英收获了将近30大车的宝物。在临走之时，他命令部下谭温江：“不可在现场留下一丝痕迹”，之后自己就满载宝物离去。
孙殿英盗墓事件一个多月后，才被社会所知晓，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风波。
溥仪得知消息，自己祖宗的坟墓变成一片狼藉，不禁痛哭流涕，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严惩盗墓贼。溥仪“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为列祖列宗报仇，就枉为爱新觉罗的子孙。”
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下令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负责查办此此案。案情并不复杂，很快便真相大白。盗墓现场有轰炸墓穴时被不慎炸死的两名身穿第十二军军服的士兵尸体，以及掘墓工具。
8月14日，海关截获了孙殿英部下张岐厚从京城运来的35箱货物，里面全是从东陵陵寝中盗取的珍宝。
天津《大公报》刊载了对张岐厚审讯的全部过程和供词，并发表了标题为《孙殿英是盗陵主犯》一文，将孙殿英盗取东陵珍宝的整个过程公开报道了出来。
不过，当时负责查办此案的南京政府官员却含糊其辞，甚至连盗墓的部队番号，以及孙殿英的名字都没有提起过。
孙殿英深知将要大难临头，于是，他决定忍痛割爱，“用盗来的珍宝四处打点，托人说情，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了孔样熙，另外送给奉命调查此案的间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他还委托戴笠将一批珍贵的古玩字画转送给蒋介石，以此来博取蒋介石的好感。
为了应对社会上的各种舆论压力，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审判长由商震担任。然而，审判的判决却迟迟没有下达，孙殿英也始终没有被列入嫌疑人名单。
此时蒋介石虽然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为了稳固统治，对手下拥有数万人马的孙殿英只能网开一面。
尽管溥仪对孙殿英恨之入骨，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此仇不报，让溥仪心有不甘，“九一八”
事变后，面对日本人的拉拢，溥仪心甘情愿充当傀儡，这里面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孙殿英盗掘东陵帝后陵寝却逍遥法外，无疑是促使溥仪叛国投敌的一大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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