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季结束,朋友圈出国党纷纷刷屏《18岁,我欠自己一个高考》,一片唏嘘慨叹之声,可是回顾起来,我从未后悔选择这条路,度过这段饱受争议误解、一度让我伤痕累累,却终究在回忆时甘之如饴的时光。
如果说平行班出国是把双刃剑,心理和学业上的双重压力是显然无法规避的话题。身在大多数人都以高考为出路并信奉两耳不闻窗外事才是好学生的传统中式环境里,不成为异类几乎是天方夜谭,何况我也从来不曾丝毫掩饰自己的出国意愿,也就自然成了当时班主任的重点“关注”对象。饶是口头表示毫不在意,对于从小到大一路顺风顺水备受师长宠爱的我,当时却是不小的打击。而国际部虽然能免于这层折磨,却也难免被标签化贴上不学无术,家里有钱等种种印象闹心不已。
后来这段经历超过我活动列表上所有高大上的履历成了我主文书的主题,像是叩响成人世界大门听到的第一声回响,时刻敦促我记得自己的初心,也教会我怎样让自己内心更加强大。慢慢学着把生命中的事分为三种,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命运的事,自己的事竭尽全力,想要的就拼命握在手里,别人怎样阻挠评判都由他去。
越是时间紧压力大的状况就越体现规划的重要性,从高一上学期中期起,我就确定了考试的整体方针:托福先考一次对自己的程度有个基本的定位和打底的成绩,确定实力足够之后开始先放下来备考SAT,确保在2016年改革前出完成绩。之所以特别强调,是因为有时会看到部分同学早期就对托福和SAT同时下手,实际上是颇事倍功半的一种做法,我的老师从最早就反复强调尽量确保托福80分以上再开始sat的学习。那是一个记忆里格外寒冷的冬天,经过大概一个月的见缝插针的学习,我在第一次托福取得100分的成绩之后开始了SAT的学习和刷分,最后还算完美地实现了当初的规划。
活动自然也是规划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是最能丰富生命体验带来欢笑泪水却也一直以来常常被我吐槽玩笑的话题。对于国内体制下志在清北的学生,足够高的分数足以确保你一定在心仪学校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出国党,无论怎样的履历都很难缓解后申请季疯狂滋长无法抑制的焦虑。没有强制的规则,所以更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自己未来人生的定位和理解。我是不是一定要参加那个看起来金光闪闪的国际项目?是不是应该跟同学一起去多当当志愿者?写100遍“黄命贵”或者写个吃披萨的文书是不是也能进耶鲁哈佛?套路固然有,终极的答案却还是在你自身。活动本身都大同小异,重要的是你能赋予它怎样独一无二独属于你的意义。为活动而活动这话听起来固然未免功利,对于申请这样结果导向的事件却实在无法回避。

从恩施的古建筑测绘,从郑州到北京再到宾大的一场场辩论赛,每一次看似零散的经历,出现在我的简历上都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其清晰的主线。以中华文化这条线为例,无论在出版的个人作品集里,在古建筑测绘里,甚至在支教时自己编纂的教材里自始至终都贯穿其间,无论时间线上持续投入还是从深度上考察思考和行动的程度都可以说经得起推敲。这不仅是我作为人文领域申请者的考量,更有对校方思路的揣测。如Emory的dean后来在校友晚宴上所说,我们招的不是大一新生,而是学校的未来校友。作为国际生,独特的文化背景正是我们为未来校园带来碰撞、火花和新鲜体验的资本,又确是我个人兴趣所在,自然要作为重点凸显。无论活动还是文书呈现乃至面试,说听者期待的话都可以说是某种捷径,但归根结底,根本还是守住自己的初心,牢记最初开始时怀抱的期待认真地把每件事做下去,至于最后呈现时的小小揣测和心机,就是技术层面上的小问题了。
脱产—又一个平行班出国绕不开的话题,也可以说是出国所有副产品里最喜忧参半的一项,利用得好,自我管理和自律能力都会有质的飞跃,每天躺在家里因此患上手机依赖游戏成瘾也不是毫无可能。高二会考结束,我就回到了自己家,并成为身边极少数脱产并以自己家为主场的人之一,只有上课和需要答疑的时间才会在培训机构呆上几个小时。听起来神奇,可是自律的理由很简单—你不管好自己,也就没有谁会管你了。大约所有的规矩和条目也都像围城,困顿于其中的人永远厌恶并努力挣脱,所谓的自由者却在跌跌撞撞的探索里学着建立独属于自己的秩序。当初那些冷水和反对也成了此时的动力,每天按时早起准时入睡,起床之后给花浇水定时运动,从最初难免迷茫不知所措里靠着一股“我偏不如他们的意偏要过得好”的倔劲儿到越来越发现生活无限美好24小时意犹未尽,于我而言,大概也就是成长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概括出国给我带来最大的影响,那就是一种人生不设限的可能。初三永远跑不了800米甚至因此得了哮喘的我,从小规矩乖巧按着条条框框生活的我,常被家人调侃被照顾得太好生活不能自理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一口气跑完21公里的半马,翘了晚自习准备辩论稿还心安理得,做饭烘焙逐渐起步并比想象中有天分太多。而纵然有自己的小小规划,日后的人生会在世界的那个角落做着什么样的事情,我却不愿也不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唯一所知的,也就是想要一直如此刻一样,笑着拥抱所有的惊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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