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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轴心时代》
新巴比伦帝国与埃及争夺对迦南的控制权。犹大诸王心神不安地在两个强国之间见风使舵，一会儿选择这一个，一会儿又依赖另一个的保护。但事实证明，反对巴比伦是危险的。每当犹大国反抗巴比伦的统治时，尼布甲尼撒就派其强大的军队向这个小国发动袭击，三场残酷的战役迫使该地区最终屈服于他。
尼布甲尼撒夺走了犹大国的才智源泉，但在接下来的10年中，由巴比伦指派的犹大国王西底家（Zedekiah）竭力支撑着国家。公元前587年，当西底家反叛巴比伦时，尼布甲尼撒没有心慈手软。他率军攻打耶路撒冷，摧毁其圣殿，将该城夷为平地。西底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儿子们被杀死，随后他的双眼被剜。他与另外5000人一起被流放，留在这片废墟上的只有那些更贫穷的和已经投降巴比伦的人。犹大被并入巴比伦帝国的管理体系，公元前581年，第三批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
在失去了一切之后，一些人能够摆脱悲痛、失败和耻辱的经历，创建一种新视域。
人们必须看到事物的真实情况。虽然面对现实可能是痛苦而令人恐惧的，但如果人们拒绝这样做而将自己的头埋入沙土之中，他们就无法在精神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行使自己的职责。
在失去了一切之后，一些以色列人转向了内心。每个人都必须对他或她自己负责，他们开始发现轴心时代更为本质和直接的知识。
假如《约伯记》果真是由流放者中的一员创作的，那么它显示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许已经彻底丧失了对耶和华的信仰。而另外一些人则对这场灾难作出富有创造性的回应，并开始发展一种全新的宗教视野。
尽管他们在巴比伦是被边缘化的民族，但他们比其崇拜偶像的邻人更加接近神圣的中心，而他们的邻人简直微不足道。但是，倘若这一时期强调精神生活，那么这种描述也可能促使以西结的弟子们将圣殿内在化，使它成为一个存在于内心的实体。通过默想神圣的领域，他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中心”，即促使他们充分行使职责的方向。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宗教仪式往往会重新获得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流离失所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压力，要保持自我群体与他人相分隔的边界，同时产生对于纯洁、腐败和异族通婚的新的关注。它可以帮助这一社会群体抵抗优势文化。以西结的异象无疑显示出了一种堡垒心态。外族人不准进入他想象中的圣城，到处都有墙和门，阻挡以色列
人人都应像耶和华一样行事，在安息日安静地休息，服从于神的世界，并祝福神的一切造物。
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并非因为它居住在某个地区，而是由于它住在它的神面前，无论百姓身处何方，神都与他们一同行进。
“P”强调，尽管流亡者正居住在一片不洁的土地上，在放逐与圣洁之间仍然存有深刻的关联。在“圣洁法典”中，神晓谕以色列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公元前 6 世纪初期，使希腊世界许多城邦陷于混乱的社会危机终于波及了雅典。居住在阿提卡乡村地区的农民抗议受到剥削，联合起来反对贵族。内战似乎不可避免。贵族是很脆弱的：他们并不团结，没有军队或警察机关。而许多农民是受过训练的重甲步兵，因此是有武装的，非常危险。摆脱僵局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可以在争斗的双方之间作出公断。雅典选择了梭伦（ Solon ），并在公元前 594 年任命他为城邦的执政官，授权他改革宪法。
无论是作为重甲步兵还是财富的生产者，农民对于城邦来说必不可少。贵族通过极力压制他们，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违背常规的不稳定状态，这样做只能导致自我毁灭。
所有公民都必须为城邦的混乱无序承担一定的责任。它不是神的惩罚，而是人们自私自利的结果。唯有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才能恢复和平与安全。诸神并不干预人类的事务，也不会启示一种神圣的法律以矫正当前的形势。这是轴心时代的一个重大突破。梭伦突然接受了世俗化政治。
希腊人正在学习以严密的逻辑和分析思考问题，但他们会周期性地感到需要放任自己失去理性。
第二个运动由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发起，他是萨摩斯岛的数学家，于公元前 530 年移居意大利，游历东方，并传授关于印度业报的教义。我们对他本人了解甚少，只知道他创建了一个秘密教派，其成员通过禁绝肉食净化身体，拒绝参加献祭仪式，学习科学和数学以寻求启蒙。毕达哥拉斯信徒希望通过全神贯注于抽象概念，得以远离物质世界的污染，瞥见神圣秩序的景象。
为了找到原初物质，哲学家必须超越可由感官察觉到的东西，而去寻找一种更为基本和无形的物质。他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是完全“无限的”（无限定者， apeiron ）。它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因此不具有我们所能辨别的性质，但万物潜存于其中。无限定者是神圣的，但它超越于神灵，它是生命不可估量和无穷无尽的源泉。通过阿那克西曼德始终没有解释的一个过程，个别现象已从无限定者中“分离”，宇宙所有元素如今处于对抗之中，彼此不断进行蚕食和掠夺。
米利都派哲学家因其自身兴趣展开推断，播下了未来西方理性主义的种子。但是，大约与此同时，印度的哲学家们发展出一种创造神话，使宗教轴心时代又迈进了一步。
米利都派哲学家因其自身兴趣展开推断，播下了未来西方理性主义的种子。但是，大约与此同时，印度的哲学家们发展出一种创造神话，使宗教轴心时代又迈进了一步。
数论派标志着人们的自我意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印度人正逐渐认识到一种自我，它从前被日常生活的混乱所遮蔽，隐藏在我们的身体里，被我们的本能所束缚，只是朦胧地意识到它自己。
瑜伽是针对自我所发动的系统化的攻击，是一种严格的强化训练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训练学生摒除其常态的、带有错误和幻觉的意识，并代之以对其神我的欣喜发现。
透过系统地将自己从平凡的、自我束缚的生活中分离出来，瑜伽修行者试图将其真实自我与自性的罗网相隔离。这些轴心时代的人们通过更加充分地意识到其自性，正逐步实现“离开”平凡的出神状态。
正如考古学家发现的，那时存在一种日益增长的对礼仪惯例的蔑视：人们在亲属的坟墓里放置世俗的物品而不是指定的礼仪器皿。往日的节制精神衰败了：许多中国人以超过资源承载量的需求，追求奢华，令经济不堪重负。
许多沦为穷人的士心怀痛苦和愤恨，但孔丘懂得礼仪更深层的含义，并且确信，通过恰当的诠释，它们能使中国人回归“天道”。后来，孔丘的弟子们自豪地称他为“孔夫子”，意为“我们的老师”。在西方，我们称他“Confucius”（孔子）。中国的轴心时代即将开始。
孔子不是隐居的苦行者，而是一个尘世中人，喜爱美餐、佳酿、吟唱、玩笑和令人兴奋的交谈。他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没有笃行自省或坐禅，而总是在与他人的交谈中增长见识。
在对瑜伽修行者有些令人畏惧的造诣感到惊叹之余，转向孔子能使人感到一丝轻松，他的“道”任何人都能够理解。
孔子从不宣称自己是个原创思想家。他曾说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有被赋予超凡洞察力的哲人才能打破传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尽管孔子如是说，他确是一位革新者。他喜爱“温故而知新”。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如果没有传承，也就没有长足的发展
对于孔子来说，每个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能。旧时，只有贵族才能成为君子，而孔子却坚持认为，任何热衷于学习“道”的人都能变成一位“君子”，即一个成熟而知识渊博的人。子贡曾经提出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作为大家的座右铭。“可也，”孔子说道，“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即刻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问孔子什么是“仁”，如何将其应用于政治生活。孔子答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通过剥除礼仪中的利己主义，孔子挖掘出了礼仪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的深远潜力。他并不是在鼓励奴性的遵从。“礼”要求人们具备想象力与智慧，领会不同情境的特殊性并作出独立的判断。孔子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主义。以往只有贵族才执行礼，如今，孔子却坚持任何人都可以实践礼仪。即使是像颜回那样出身卑贱的人，也可以成为君子。
以孔子自谦的方式来看，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他却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便是那些激烈地抵制其学说的轴心时代的哲人们，也无法逃避孔子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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