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麦有两个人生，前半生和后半生。不，还有现在的落叶归根，那是第三个人生了。他温煦的眼睛看着十八岁的华飞，微微地笑，一点也不觉得十八岁的人可能会听不懂，他说，佛家是接受一切的。我的前半生是个王子，后半生是个乞丐，但是王子和乞丐像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其实一直同时存在，只是当下不知道而已。现在都过去了，我可以说，是的，我都知道了，而一切，都是好的。
龙应台《苏麦》
高中读《目送》，和同桌讨论席慕蓉、三毛和龙应台。同桌是副校长的女儿，高二读了一半，有天搬了桌子就去了楼下的文科班，走艺考的路子上大学。毕业请吃饭，她也叫了我，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各走各路，互不往来。
她说她最喜欢三毛，喜欢那个像风一样在撒哈拉的旷野上自由飘荡的灵魂。我那时活得很呆板，缺乏艺术细菌的感染，对三毛执意前往撒哈拉的举动很是不解。至于她的文笔，在当时的我看来明显不够精致（与徐慕容比）。但是吧，三毛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她让我觉得，她写的每一个字，我都愿意相信，即便在过了这么多年，我早已熟习“记忆不可靠理论”和作家常用的某些写作套路之后。
三毛让我相信“爱情”的存在，但龙应台才是那个教会我生活的人。
在读过《目送》的大陆读者里，似乎大家都对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这段话印象深刻。或许是年龄未到，又或许是我本就对代际离别这件事后知后觉，从初读的那一天到现在，我最喜欢的那句一直是“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而在整本《目送》中，我最喜欢《苏麦》，喜欢他说的那句“是的，我都知道了，而一切，都是好的”。
这两句话里包含着一种看世界的特殊视角，前者类似于“cause-effect”的归因模式，后者则带着满满的包容心，提醒我不论是面对已知还是未知，都要带着“understanding, not judging”的心理准备。
大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喜欢做两件事：听蒋勋细说《红楼梦》的音频，或者看龙应台写的文字。去年一个人在福州等飞机，原计划晚上9点半起飞的航班到了11点半还没开始登机。读《呼兰河传》，却又很是心不在焉。站起来立在窗边，偌大的机场空空荡荡，仅在远处停着几架客机。
我却又想起那条蜥蜴来，龙应台说：“下山的路上你折了一枝茶花，用手帕包起。泥土路上一只细长的蜥蜴正经过，你站到一边让路给它，看着它静静爬过，背上真的有一条火焰的蓝色。”忽然明白，这场景的描写其实透露了作者当时的视角与心情。她不写山，不写云，写路旁的山茶花和脚下的蜥蜴，因为此时她正低头走路，带着父亲葬礼过后的不舍与悲痛。人在难过的时候，头也常常就不自觉地低下了——好像那时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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