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小青年的故事”
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国有嘻哈》捧红了一堆HIP-HOP歌手,他们高呼所谓real的嘻哈态度,即说实话、不矫情、保持真我。
而本是一场HIP-HOP个性的张扬,在有些人那里却变成了暴力与野蛮。
嘻哈选手GAI在节目中表现出色,备受欣赏,成为了四强之一。但是微博上的他却显得粗俗无礼。
网友评论GAI“头带很丑”,他直接在底下问候人家母亲;
在微博上承认比赛时套词,扬言“套了你又不能拿我怎样”,一副“我套词我承认我有理我真性情”的模样;
微博上力挺球队巴萨的时候,诅咒皇马球员断腿......
总有人把没素质当真性情,把粗暴当做酷,然后在网络上叫嚣着,并搅动着一番浑水,唯恐天下不乱。
这些在网上或为我独尊、或假装义正言辞的人,走到现实中,可能又是另外一副模样,虚伪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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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人数庞大,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8月份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
互联网在高速发展,可是人民素质却没有相应提高。于是在网络上,最不难看到的就是网友间的骂战。
前一阵子《吐槽大会》上李诞提及了明星粉丝之间的关系,让人苦笑——
“现在这个娱乐圈儿是这样的,明星之间关系都不错。但粉丝却十分的凶残,明星亲如一家,粉丝相互谩骂。”
鹿晗的粉丝无底线地侮辱迪丽热巴,话语不堪入目;
TF-BOYS组合三个人各自的粉丝互相攻击,相互踩踏。
可是,为明星出头的粉丝们,明星真的买单吗?
事实是,粉丝经济下,明星依靠支持者挣钱,你傻傻地为明星而花钱,还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帮他抵抗外侮”,留下一大堆污言秽语后,最终图的是什么?明星感谢你了吗?还是你宣泄了情绪?亦或是获取了可怜的一丝优越感?
发表于2017年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and Social Computing(CSCW)大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一个人在网络上的辱骂或无故抨击他人的行为可能会依据其当时的心情以及当时所聊话题而定。
该年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那些网络喷子的人格跟施虐狂、自恋者、心理变态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些人物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断章取义往往是网络喷子的共同特点,喷子不关心帖子的内容,他只看你有没有留下漏洞,把柄,只要有就抓出来狂批狠斗。
知乎上曾经有一位叫@李春风 的网友,时常在评论区和别人探讨医学问题,为陌生人的健康,事无巨细地解释最基础的医学知识。
偶有意见相左,难免争辩,但他的语气也不温不火,文字毫无冗余,分析一针见血,甚至可以为了指正对方错误,可以写上19条评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并附上相关链接及其相关解读,令不少题主深感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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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网络环境本来鲜有如此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却也因为网络暴力而选择退出。
只因为和别人在网上讨论中医发表观点时,惹来了旁观者两百多条的羞辱与谩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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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畸形导致了价值观的扭曲,却还要在网络上把变形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2015年9月3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时国家举行了阅兵仪式,社交媒体上一片鲜艳的中国红和激昂的爱国感言,而女歌手范玮琪仅因为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张儿子的照片,却遭到网友的猛烈抨击——
“别的明星都在秀国家,你却在秀娃”、
“全世界都在看阅兵你们呢”
...
看到这件奇葩网络事件,有网友无奈地调侃道:“我们赢了法西斯,却输给了网络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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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侠们似乎是躲在屏幕那头的猛兽,随时嗅着网络上的风吹草动便展开自己的批判。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在21世纪的中国,竟存在着民众对他人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如同50年前的文革。
人民日报也曾对范玮琪事件发表了评论:
“舆论貌似占领了道德伦理的高地,实则却是对寻常生活和情感施以了道德绑架。而事实上,真正的道德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道德绑架对人的伤害则丝毫不逊于真正的绑架。”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往事,2008年汶川地震时,万科因为董事长王石一句“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就被网民连续轰炸5天后,宣布未来投入1亿元参与灾区重建。另外,中国平安从500万追到3000万,盛大从100万追到1000万,都是网民炮轰之下的被动操作。
道德绑架者总是将自己片面愚蠢的意见和不合乎常理的逻辑,变成架在他人脖子上的尖刀,逼迫他人认同自己、服从自己,并把自己冠上“爱国”“仁慈”等帽子,从而来获取自我满足感。
“逼捐”这种奇葩的现象,也使得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公共关系学教授Helen表示:由于中国的地震非常特殊,由此引发的企业公关危机与社会责任课题非常新颖,很值得研究和关注。
真是讽刺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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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实在可畏,社会上的恶语中伤和闲言碎语看似无形,其实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看似隔空,但网络的“神奇力量”,足以置受害人的隐私于透明中,从而人身也收到迫害。
前段时间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热播,曾因事故烧伤而中断演艺事业的俞灏明,在剧中饰演反派杜明礼,但仅仅由于主角受到的磨难大部分与他有关,俞灏明便遭到观众的恶毒评论。
“你当初怎么没被烧死?”
“舌头也被烧坏了吗?能不能好好说话”
......
我们相信,这群人也只有在网络里敢大肆辱骂诽谤他人,毕竟打不着告不了。如果让他们站在明星面前,说不定还舔着脸求合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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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搜索》同样讲述了一个因网络暴力导致的悲剧。高圆圆饰演的叶蓝秋,刚刚获知自己罹患癌症后,便因没有在公车上给老人让座被记者拍下。
新闻媒体也将事件恶意夸大,更是让她被网友“人肉”,陷入社会的集体讨伐中。
最后心灰意冷跳楼轻生的叶蓝秋,在遗书里说道:“我一直在挣扎,终于明白,与其在恐惧中等待死亡,不如直接面对。”
网络时代,遭遇人肉搜索甚至是死亡威胁的,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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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3日,南京高铁猥亵女童案被曝后的十几个小时内,举报人陈岚便遭遇了恐怖的网络暴力。
作为儿童救助机构“小希望之家”创始人的她,被污蔑是“为了卖书而借此炒作自己”、被辱骂“多管闲事”、被恐吓“有人花钱买你一只手,吃好喝好,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短短一天内,陈岚微博端的私信里收到的死亡威胁就达2000余条。
一开始,她并不太在意,但陆续有网友在网上公布出她具体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恐慌之下的她唯有选择报警并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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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民说话似乎总不需要负责任,不怕被人打,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地抨击、发泄。“直到雪崩之前,没有一片雪花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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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香港著名电影人陈勋奇女儿、香港艺人陈开心从将军澳宝林邨跳楼身亡,结束40年生命。
坠楼前一刻,她在脸书发布将军澳宝林邨大厦的俯瞰照,并留言称:“讨厌我的人,喜欢我的人,我准备跟你们永远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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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4岁的台湾网模杨又颖在台中住处吸入过量氦气自杀身亡,死前留下一张写满霸凌委屈的遗书,控诉外界长期的无端指控和言论压迫。
而一再被要求“滚出娱乐圈”的袁姗姗则在演讲时感慨,“网络对我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但当你身处网络世界的围攻中,就不再那么轻松。”
网络暴力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亟待运用教育、道德约束、法律等手段进行规范。
而作为网络公民,我们都知道“网络是一把双刃剑”,那么更要学会扬长避短,合理利用网络。
且不说成年人因网络暴力而受到的迫害,网络上的污言秽语就能对未成年人造成极深的伤害与误导。
愿互联网环境能日渐净化,愿网络文明同样能健全发展。
愿互联网环境的和谐,不仅限于“楼主好人,楼主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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