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是感到气愤和失望，同时伴随着无法解决问题带来的焦虑。但是这些都不是解决方案，所以本周五天都在持续地反思。
反思1：接受现实。
无论目前的情况自己感到如何不可想象，不能接受，但它已经是现实存在的了，我不可以捂着眼睛说：“这不是我想要的，赶快变成我要的样子。”我需要做的是安静下来去观察，去理解。这个世界不会按照你想的样子去变化，你要么接受，要么离开。显然，后者不是我想做的，那我就只能接受。
反思2：明确自己的定位。
好，看到现在的情况之后，我应该做些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首先理清自己的定位，然后再搞清楚哪些是我的责任，哪些是他人的责任，否则全部混在一起就成了一团乱麻。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清楚哪些是自己需要做的。所以，我本周五就和工作搭档谈清楚了我自己的定位：我的定位是adviser,所以不是我替他做事情，而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我给他建议，帮助他一起理清思路，然后工作的归属依然是他而不是我。说到底，这个部门是归属他管理而不是我，我不可以僭越，不可以替他去指挥。否则一是不利于他个人威信的建立，二是会给团队成员带来指挥-反馈链条上的混乱，三是无法帮助他，帮助团队提升自身的能力。
反思3：理清:自己目前的情绪状态。
我上个星期是很焦虑的，一是现实情况给我的冲击太大，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抗拒，指责。而这种负面情绪极易带来合作伙伴的抗拒，这样不利于我们开展后续的工作，基本上没法达成共识，进而导致我更加焦虑和失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需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反思4：要给别人选择的权利。
周四听了塔尔教授的领袖心理学中有关“道德领袖”这一课，突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作为领导者，所需要做的最困难的决定不是从对和错中选择，而是从对和对中选择（choose between right and right)。可能你面前摆着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是相互排斥的，但都是正确的。你一旦选了一个，就意味着无法选择另外一个，也就是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你就是错的。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最考验领导者的智慧和勇气了。
比如有关流产的争论，一方会认为，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绝对的权利；另一方会认为，一个三个月大的胎儿有权利去继续发育，进而长大成人。这两方都对，但是选择了一方就等于放弃了另一方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旷日持久的争论。
比如，一家美国企业承诺为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因为它是美国的品牌，这是对的；另一方面，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它应该将部分工作转移到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地区。这两方也都对，但是依然选择了一方就等于放弃了另外一方。
比如我现在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我应该尽我所能将我的经验分享给团队，带着他们走出困境；另一方面，我应该尊重现在的团队管理人员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判断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在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时，塔尔教授给了我们方向：一是要根据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排序，来选择排序靠前的价值观所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二是无论什么时候, life and liberty outweight other options。三是通过不断地反思，来理清自己的价值观排序，并反思此前所做的决定与价值观排序是否一致。
所以，对于我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很显然，我仍然是要给团队选择的权利，我必须给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才能进行第二步，否则就是欲速则不达。我可以给建议，但我必须留出空间让他们去选择，让他们考虑利弊之后，再决定say no or say yes. 因为如果得不到他们的认同，任何我认为好的方案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从某一方面，其实是回应了刘澜老师所讲的管理其实就是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一头扎进去，心急火燎地捋起袖子来做事情，但是如果不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去达成共识，就会事倍功半，好心做不成好事。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狱中待了近30年，在某次的采访节目中，他说到，“在你人生最好的阶段却只能呆在狱中，实在是非常惋惜。但是狱中的生活却给我了在外面所无法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我有充足的时间坐下来思考，然后做成了我在外面所不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change myself。
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反思，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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