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之人类毁灭的本性

当我们遇到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时，我们有时就难以保持对自己文化世界观的坚定信念和自信。

单靠象征和语义符号并不能完全克服死亡的恐惧，我们心中总有一些残存的死亡焦虑。然后把自己的恐慌投射到与我们具有文化差异的他人身上，并称他们为“邪恶”，经常形成一种仇恨的恶性循环。好比金庸笔下的“冤冤相报何时了”。

怕死之人类毁灭的本性

对此，我们的第一道心理防线是贬低或污蔑他们。

纳粹把犹太人说成老鼠；在北极圈内的因纽特语、非洲赤道地区的姆布蒂语、奥罗卡瓦语、南美洲土著的雅诺为“tarsh al bahr”，意思就是“海上来的垃圾”。

岳不群的妻子和岳不群的文化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以她最后选择自杀了。“天下第一”是岳不群的价值观，所以他一味的贬低令狐冲的价值观。

《笑傲江湖》中详细描述了伪君子，正派和魔教没有什么两样，魔教很多人最后在衡山派诚心向佛。

这种贬低他人的倾向往往在人们想到自己死亡的问题之后会表现得尤为显著。

思考过自己的死亡之后，基督教徒会诋毁犹太人，保守派会谴责自由派，意大利人会鄙视德国人，以色列小孩会厌恶俄罗斯孩子，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嘲笑外来的移民。

死亡的念头会让我们不把其他文化信仰体系中的人看作同类，而把他们当作动物。遗憾的是，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当人们蔑视与自己不同的“他者”时，可以很轻易地处理掉自己内心的死亡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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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方法：把他们吸收进我们的世界观体系之内，接受我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早在基督诞生前的几个世纪，佛教的传教士们就开始四处传播他们的教义，劝人信教”，今天也是一样。

在世俗领域，也有很多类似的劝导者。无神论者们举办讲座、派发传单，就是为了从世界上消灭各种宗教。素食主义者向小学生展示屠宰场的景象，希望小学生像他们一样食用豆腐，而不是肉类。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种文化世界观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参与其中的人数。

我们有赖于一些核心信仰来获得自己的心理安全感，但是大多数的核心信仰都是建立在“相信”，而不是“事实”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很难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这也是很多邪教疯狂拉人的根本原因。

每当我们想到死亡时，就特别希望自己的信仰被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死亡的念头会让基督教徒更加努力地去说服无神论者接受福音，也会使进化论者决心去说服神创论者接受达尔文的理论。

此外，相关研究成果还表明：劝服他人接受我们的文化体系还可以预防自己产生死亡恐惧。如果我知道你接受了我的信仰，那么我会觉得自己的信仰似乎变得更加可靠和有效了，因此也就不会过分担心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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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我们可以把其他文化体系中比较优秀的方面吸纳进来。

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各种文化角色的刻板代表，比如喜爱运动和说唱的黑人，以家庭为重的和蔼墨西哥人，聪明、勤奋的亚洲人，喜欢参加圣战的愤怒阿拉伯人。

事实上，当死亡的想法接近我们的意识的时候，人们更喜欢把别人归入各种简单刻板的群体中。例如，当美国人想到死亡的问题之后，他们往往会认为所有德国人都应该思维有条理，所有的男同性恋都是娘娘腔，所有男人外出吃饭时都要负责买单。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和成见是我们文化世界观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与我们文化不同的人符合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和成见，那么他们也就证明了我们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

如果与我们文化不同的人违背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和成见（例如，我们认为黑人就应该喜欢说唱和运动，但有些黑人并非如此），那么他们就威胁到了我们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

因此，当我们需要加强对自己文化世界观的信心时，我们可能会更喜欢那些与我们自己文化世界观体系差别较大的群体，而不喜欢那些与我们文化较为相近的群体。

怕死之人类毁灭的本性

当贬低、同化和吸收别人的文化信仰体系都不足以让我们自己获得心理上的宁静与安全时，我们心理上的不安就会变成身体上的行动。“强力”就变成了“正义”，我们就会依靠自己的暴力消除威胁到自己心理安全的其他文化体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象征性解决方案永远不会让我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宁与满足。

然而，死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生理问题，人们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死亡焦虑，而我们总是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其他文化群体的人们身上，并且把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东西摧毁。

在古代，人们经常把自己的死亡焦虑具体化到某些动物的身上。例如，在古代希伯来人的“赎罪日”，人们会抽签选择两只山羊。第一只山羊被称为“主的山羊”，作为鲜血的祭奠奉献给上帝，以换取上帝对以色列人罪孽的宽恕。第二只山羊被称为“阿撒泻勒”（Azazel）或“替罪羊”，身上承载着人们的罪孽，被驱逐到旷野中。

在古希腊，“替罪羊”不是动物，而是一个人。

当某一个地区传染病或饥荒肆虐的时候，“法耳玛科斯”（pharmakos），即当“替罪羊”的人会遭到全村里人的鄙视和谩骂。法耳玛科斯通常是身份卑微的人，可能是罪犯、奴隶或跛子。他有时还会被殴打或被人用石头砸，直到最后被赶出城邦。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群体，都曾经被当作死亡焦虑的“心理避雷针”，被别人当作发泄死亡焦虑的替罪羊。通常，只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被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是“邪恶”的。

匈奴王阿提拉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每个人心中都能排到“史上最邪恶人物”中的前十名。然而，有时候“邪恶”与否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

巴拉克·奥巴马和沃尔玛都受到其反对者的诋毁，但同时也受到其支持者的赞誉。即使那些表面上与世无争的群体，如素食主义者、乡村音乐爱好者和“纽约扬基棒球队”的球迷们，在一些人的眼里也可能成为“邪恶的化身”。

饥荒、瘟疫、经济动荡、政局不稳、教育缺陷、停电、文盲、青春期叛逆等，只要你能说出来的问题，就都是“他们”的错。“我们”自己是好人、是纯洁的、是正确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他们”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可以贬低他们，把他们非人化和妖魔化，并且最终把他们毁灭。

但是，这里还有一点会令人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潜在可控的原因和目标来发泄自己残余的死亡焦虑，我们就会“寻找”或“创造”一些不同于我们的“他者”去服务于这个目的。人们就会这样想：“如果我们能除掉那些（恐怖分子或者其他什么人群），然后我们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王阳明也会杀掉文化价值观不同且对社会无意义的人。

虽然发现和迫害“邪恶他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除残存死亡焦虑的办法，但是这种策略通常会适得其反，只能增加“他者”对我们的实际威胁。

如果我们试图铲除这些“邪恶”的“他者”，就会点燃我们与他们之间冲突的火焰，让那些我们认为是“邪恶他者”的群体产生死亡焦虑，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仅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且也会对他们造成心理上的羞辱，让他们感到被轻视和被非人化对待。

如果别人的国土被我们占领，我们强迫他们放弃传统信仰而采用外来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怎么可能会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而且自己是这个世界的重要贡献者呢？

当亲眼目睹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和珍贵文物被主流文化贬低并吞并时，当发现自己的文化变成了一种可笑的漫画时，当自己的种族被视为动物时，人们怎么可能会不受到死亡焦虑的威胁呢？

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文化世界观体系跟我们不同的人，怎能不跟他们发生冲突呢？

羞辱会剥夺人的自尊，把人贬低为脆弱的动物，而不是有意义的世界中的重要人物。索马里有句谚语这么说：“屈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战争时期，言语羞辱比子弹伤害更大。”这就是金庸笔下的“士可杀不可辱”。

子弹杀伤你的身体，而羞辱则会破坏那些使你超越死亡的人生意义和自尊，而人生意义和自尊就像是盾牌一样保护着你，让你不会因为生命短暂而过度恐慌。人类历史上充满了为修复受伤的自尊而爆发的报复性战争。

特洛伊战争（在《伊利亚特》中有具体的描述）就是因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而发生的。墨涅拉俄斯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为了雪耻，他和盟友的军队围攻特洛伊城长达十年之久，城破之后烧毁了大部分建筑，杀光了所有的男人，强奸或奴役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

在现代，我们的历史中仍然不缺少努力报仇雪恨的故事，但是大多以悲剧收场。20世纪上半叶，希特勒因为向国民承诺“洗刷《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而当选德国总理。

在二战中，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减轻战败的羞辱，这种自杀式行动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不断增大而越来越频繁。

1965年，美国国防部的备忘录中指出：当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主要战略目的是“避免可耻的失败”。

21世纪，在访问了基地组织的支持者和美国右翼基督教民兵组织成员之后，社会学家马克·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ergensmeyer）说：“几乎每个支持或参与宗教暴力的人都会说，他们曾经感到过巨大的挫折感和羞辱感。”虽然这些事例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但是它们都涉及了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羞辱感都导致了过激的暴力行为。

能够引起致命暴力行为的羞辱往往源于过去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这就会让人们产生受迫害感，并需要英雄行为进行救赎。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地区发生的血腥冲突，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替塞尔维亚人在1389年科索沃战役中的失利复仇。

被羞辱的人常常试图通过指责和消灭侮辱他们的人来恢复自己的骄傲和尊严。“当受到羞辱的心灵反省自己的毁灭时，”伊夫琳·林德博士（Evelin Lindner）写道，“它可能会相信只有给侮辱者施加更大的痛苦，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施加暴力侮辱，而另一方则以暴力反抗，双方都认为必须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打破这个循环，因为第一个宣布退出的将会受到进一步的羞辱，所以施加侮辱的一方与被侮辱的一方都被困在一个相互迫害与谋杀的恶性循环中永远不可自拔。

当某些“不同”的人挑战我们的核心信仰或者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对他们进行贬损、非人化、同化、妖魔化、侮辱，直到最后将其毁灭。也许人类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灭绝我们自己。

进入21世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发展到可以制造出难以估量的灾难，再配上像电子游戏一样简单的远程武器控制系统，人类之间的相互杀戮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而且不会让人产生面对面杀人时的内心愧疚。

因为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愿意使用任何武器和科技来保卫自己的世俗传统和宗教信条——无论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民主”，还是要“替这个世界扫除邪恶”，都只能让人类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也许，人类很可能真的会成为地球上第一个自我毁灭的物种。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曾经不断战胜过看似根本无法战胜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发现背后的原因，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历史上的各种传染病曾经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直到我们发现这些疾病是由细菌和病毒传播引起的，而不是因为“恶灵”作祟，传染病的问题才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直接导致了抗生素的发现和现代医学的诞生。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完全理解了死亡恐惧在人生中的作用时，人类的聪明才智将会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消除死亡恐惧给我们带来的破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