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常常能听到人们在很多地名后加上“坝子”二字,诸如“景洪坝子”“勐海坝子”“大理坝子”,这样的坝子在云南省内大概有一千多个。在云贵高原上那些星星落落的局部平原地区,我们可以找寻到它的身影。昝村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典型的盆地坝。抬眼望那么一圈,都是明朗的就在眼前的山了。那些山不险峻也不婀娜,常年采石挖沙的口子一片片削开,真不见什么青绿的生气,就和着那些灰蒙的土气夹掩在蓝天白云下,成了昝村人记忆的背景。
同姓的香火一代代地传接,后辈们陆陆续续搬出了那个拥挤的四合院,房子一间一间建了起来。同亲的兄弟,就算是各自成了家,房子还得是依照“同梁合柱”的老规矩来,房子在,家就在。耕的地是公家按人头分好的,一厘都不马虎,但这地的位置却是件闹心事。挨着大运河边的有几十亩地,大都是河那边徐家庄子的,只有紧紧沿着河边的一绺地是昝村的。公家要把手里的这碗水端平了,就得把这巴掌大的地均分给大家。谁也没脸红,也没落啥好处,那几十块芝麻大的地算是有主了。
谁都想把那一整块地收到名下,可左右都不会有人愿意拿那块地换别的地。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开始了新的筹谋。把运河边斜坡上的杂草矮灌全铲了,加上原来的芝麻地就有两三分的耕地了。这块地的好处自是不用多说,地肥水足,离家又近,悉心照料下来就是实打实的收成。
那几年运河上就横了一匹独木桥,来往都不方便。一些人借着这个情由,开始打起了徐家庄子那几十亩地的主意。又是请熟人游说,又是愿意多加钱,陪尽了笑脸想尽了办法,还真就有人换到了地。昝村人你追我赶,谁都要在运河边争出那一亩三分地来。
大春时节到了,地里种下的包谷要淹一水。要插秧的地,就更是要水了,得把水引到自己田里泡上一两天,才能请了耕牛人来犁田做埂。在昝村,大运河什么时候放水了,什么时候就进入农忙。这大运河的水是从水库引下来的,水沿河道涌尽,那汇地满满的一河水是多少人的希望啊。那时抽水机还不怎么普及,靠人力引水是件困难的事。人们你一锄我地锄的忙活着,这里掘开一个口,那里几锄泥就垒起一小水坝。田间地头的那些沟道里,水被不断地牵引,淹白一亩亩田地。人们也会几锄掘了那些新垒的坝,又几锄垒起新的,有的地就这样淹到一半没水了。争吵打骂就这样出现了,几家人的和气也就因为放水给放没了,哪怕是邻居还是兄弟。田不挪,沟不改,同样的矛盾第二年还会爆发。人们堵着一肚子气,连夜半更地放水又通宵不合眼地守水,秧不得不插。
一两个星期左右运河的水基本就被放干了,水见底了,能捡到些田螺。运气好手脚快的还能捉到黄鳝、泥鳅、小鲫鱼。回家的路上就在田边的水道里揪上把鱼腥草,再掐几个野薄荷头,一顿美餐就有了着落。
很多年忽然就流走了。运河水呼啦呼啦地淌着,河上架桥,筑坝修堤建闸。当年铲出的那一片小斜坡被压实踏平,在河堤上绵延成两三米宽的水泥路。这中间经历的大旱、污染、整治没人会再记住了。昝村的年轻一辈,飘落在四处南北,那种全家出动插春秧的日子,一猛子扎进运河水里消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走在昝村的河堤上,风吹着水,水映着树,树摇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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