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位大哥叫什么，我只知道他姓秦，湖南永州人。我不知道他的年龄有多大，也猜测不到他有多大年龄，但偶然看到他的手机屏幕，上面有一对母女，小女孩儿还很小。我便知道，他已经成家了，而且还有一个不大的女儿。与宝强相比较，这位大哥明显成熟稳重的很，言谈举止之间都能透出一股有家室男人的成熟气息。他原先在广州的一家皮革厂里工作，我问他为什么来这边，他没有直面我的问题，只是说想换份工作，没来过这边，想到北京看看。
一听是湖南永州的，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中学的一片文章《捕蛇者说》，第一句话是这样的写的“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于是我就问那位秦大哥，现在永州那边还有捕蛇这一行业吗？他的回答感觉像新闻采访一样，说现在咱永州那边的生活都好了，已经很少有人做这种传统的职业了。咱湖南旅游业发达，永州那边也新建了好多景区，都靠旅游业挣钱了现在。
这位大哥好像对一切都看的很开。比如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被强留下来，其中就有这位姓秦的大哥。那一晚在回家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有人选择了冒着小雨沿着高速公路步行回北京，我很佩服他们的毅力与勇气。可是，我没那么选择， 虽然我曾有那么一霎那有那个想法。在后来的聊天中，这位秦大哥是这么说的：“反正你又回不去，他这边也管吃管住，已经来了又何必在乎这一两天。还不如早点让他安排住宿，我们还能早点休息，你说是不是。他们走了的几个，又下雨，又有一段是盘山公路，又没吃的。就这么走回去多危险，万一滑倒或者高速上有车过来，这么黑，多危险。这么长的路，得走多长时间啊，多划不来，还不如就在这休息一晚，明天跟他们坐车回去。”可见，这位大哥是多么的冷静和智慧。而那几个年轻小伙子确是走回去了，走了整整一晚上，早上才到北京。（不过可见，在那里的群演想要回家的心情是有多么的强烈啊，当然也包括我。）
在我们的聊天中，不可避免的聊到了我们和大院这种机构。秦大哥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很淡定。
他说：“你交的钱不可能在要回来了，即使你要也只是给你50、100给个路费打发你走。”
我说：“我们报警，要不回来也不让他消停。”
秦大哥捡起一根树枝说：“就算你报警也没用的，人家做这个多少年了，咱才来了多长时间。你说那么多人难道就没想过报警吗？可人家依然好好的。就算你报警，人家也不会怕你的，人家什么证件都有，既然做这个这么多年还能做，那就说明人家不怕你。”
我说：“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就没人管？除了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批的人会一批一批被他们骗来。”
秦大哥语重心长的说：“这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一种需求。中国的这一行需要这么个组织，所以它才能诞生，而且就算你管也管不住。有需求就会有有人做这个。你说拍一部戏需要很多群演，导演上哪里一下子找这么多人出来。 即使找来这么多人，谁来管？你看咱们这么多人，要不是有个群头管着，今天他跑了，明天他偷懒，这部戏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啥时候能拍完？必须有这么个组织，有个人来管这个事。人家有能力和导演打通人脉，又能把握你的心理找到人，人家为什么不做。假如没有这些人，中国的电影一部也拍不成了。所以有了需求，也就没人能管了。法律也管不了，他们钻的就是法律这个空子，这个圈人为的东西太多，这块空白法律也不好规范。咱国家不管拍戏还是别的，远远达不到人家国外那样有各种规范和法律保护，这就是这么个现状。”
我说：“其实我这次出来不是为了挣钱，我也不缺钱。我的家庭条件不怎么富于，但是也不至于需要我出来打工的地步。我出来只不过是想锻炼一下，长长见识。这下真的长见识了，被可坑的这么惨。”
他扔了手里的树枝说：“其实你不能这样说。我们还年轻，你不能只看到挣钱和被坑了。其实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出来跑跑。你不能觉得在这里是浪费时间，其实做什么都有你学习的。咱出来不管做什么，总是在提升着你的能力，就算不赚钱还赔钱，但是我们却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这比赚钱更重要，这本身就是一个积累财富的过程。”
我没说什么，只是很赞同的一直点头说：“是”。
我觉得这位大哥的话是我一生都受用的。我更觉得将来祖国如果复兴了，一定不能忘记像这样普通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平凡的不能再平凡，艰难的不能再艰难，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在国家许多方面并不健全的时候理解国家，默默无闻而不带有任何抱怨和奢求。电影，多么前卫和耀眼的一个行业，可又有谁知道，这样星光闪耀的行业是有多少像秦大哥这样的黯然无光的普通劳动人民在用自己的汗水承载着；又有谁知道，那通往世界的红地毯，是由多少像秦大哥这样的人用血铺染而成的。人们通常只看到耀眼的明星和当红的导演，而这一切荣耀的背后，却不知藏匿着多少像秦大哥这样的平凡的底层劳动者。我们整天学什么西方电影史，中国电影史，第几代什么导演，哪个什么明星，可是从未关注过支撑起整个影视圈的底层的这些人。别说什么导演明星，还能有什么人比他们更加平凡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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