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三番五次的试图搅乱余秋雨的生活遂不达意，这一次秋雨的反击不知是否让他心里稍有满足。适合而止吧，通过诋毁他人来自欺欺人的生活又如何能够如意？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不盼别人好。我想最让人无奈的恶便是：一些人总爱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就连想替这类人犯的错找个理由，好让他如此无礼的行为说得过去，都想不出来。
1.
余秋雨和妻子马兰的爱情
在余秋雨的小说《冰河》里，书的第一页是秋雨和马兰的合照。
《冰河》序中说道：
“我在文学创作上，被读者熟悉的是散文，被观众熟悉的是戏剧。
我的读者和我的观众交叉很少，因此需要向读者作一点说明。我先后为妻子马兰创作过几个剧本…
记得在二〇〇〇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台北“国家剧院”外的广场天天有几十万人参加“选举造势”，大陆、台湾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演出，
因为每一个观众都要披荆斩棘地，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才能到达剧场大门，太不方便了。
但是，奇迹般的，居然有人坚持在那里演出，那就是马兰，也只有马兰。
她在那期间不断地轮流演出我写的两部戏，居然场场爆满。
在那些难忘的夜晚，我一次次在剧场的门厅里长时间站立，一边看着场内座无虚席，一边看着场外人潮汹涌，充分感受到一个戏剧创作者的满足。这种满足，即使把我那么多出了名的散文书加在一起，也比不上。
后来马兰被迫离开舞台，直接原因是婉拒参加一次“重要的联欢会”。重要，当然是有要人光临，但马兰的理由很单纯：“我只会表演，不会联欢。”九次电话催促，都是同样回答，那就理所当然地被冷冻。她三十八岁时被迫离开，等于彻底失业，因为外省没有那种剧团。
九次电话，我都在旁边。我赞赏她的坚持，又心疼她的失业。但我却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当时自己也已基本失业。
我辞职后本想一心写作，却受到上海一股文化孽力的诽谤，而当时全国的多数媒体都在渴求诽谤。于是，我们这对失业的夫妻逃来逃去，都逃不掉压顶的戾气。我在《吾家小史》的后半部，描述过这种处境。
因此，这部作品，也可以看成我们夫妻俩在绝境中的悲剧性坚持。
但是，故事还是美好的，甚至故事里边没有一个坏人、恶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创作并非是对自己处境的直接回答。
真正的艺术，永远不是自卫的剑戟。” …
3.
秋雨和马兰的爱情是志同道合的爱情，有秋雨的文学作品的地方就有马兰的舞台。
他们在自己热爱的文化领域里疯狂痴迷，互补互持，在逆境中相互鼓励，秋雨的作品也只有爱人马兰能淋漓尽致的表演出来，除了道同者相为谋，还有那亲密似一体的难得的爱情。
余秋雨和马兰很少上网，于是有些可怜人伺机想做点儿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暂时只能用：“损人不利己”来概括。
因为二十年来，这个上了年纪的老编剧不再忙着将精力和心血投入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而是忙着编造关于余秋雨的谣言去了，越编越急迫，因为秋雨总是置之不理。
而这一次，秋雨真的愤怒了，因为他触及到了秋雨的软肋：马兰。
4.
“若有下辈子，还会嫁给他。”
想必秋雨看到这句话已是泪目。因为文学之人十分感性敏感，心爱之人随意而笃定的一句话就能颤抖心田。
而这个可怜的老编剧与秋雨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余秋雨微博：
前几天有关我和马兰离婚的谣言一出来，周围的朋友立刻喊出同一个名字来。几项推断，很有逻辑。
一.
他选择马兰的生日，发布这个谣言，可见他知道马兰的生日，因此是我们以前认识的人。
二.
他替我伪造了一个前妻，又伪造了马兰的声明，这种角色化的台词一出现，证明他不是网络上一般造谣者，而有编剧的职业病。
三.
他明明知道马兰是一个真实存在，完全有能力反驳，却还要借她的名义造谣，证明这个人还停留在文革造反派“以势堵口”的等级，因此一定上了年纪。而且脑子已经出了问题。
不错只能是这个人，有人说是某个青年女作家的自我炒作，我不相信。
二十年来，这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再编剧，而是忙着编造我的谣言，而且越编越急迫。每次我都置之不理，但是这次我真的愤怒了。
马兰刚刚料理完我母亲的后事，就要转身照顾我得重病的大弟弟，而他的父亲也在住院，与此同时她又在争分夺秒地主持着上海戏剧学戏曲音乐剧专业，看到她疲惫奔波的身影，我流着眼泪为她过了一个生日，而邀请来参加的主要是为亲人看病的医生。
就在这个当口，一个伪造的假马兰的离婚声明居然在网络上铺天盖地。
这一来，不能不让我多说几句了。
5.
我认识这个老编剧，是在1988年。原因是他在文革中写了一部最不道德的心，诱骗学生废弃学业，上山下乡。
当时的上海是左派头目，曾下令家家户户都看，二十年后，一大群看了戏下乡的学生已经进中年，却没有专业。
集合起来要质问他，而且极有可能爆发围殴事件，他来求我解围，这才第一次见面，我严肃的批评了他那台戏，但又觉得他只是一个投机文人，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因此亲自到现场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围殴事件。从此他满怀感激的靠近我，还请求我为他的写作写了序言。我看到他认错的态度还可以，就推荐他担任了一个剧团的行政职务，但只要一有机会，都会规劝他汲取文革中投机的教训。
谁知一年以后，他的投机面目再一次大暴露。几乎天天见风使舵，还在关键时刻，代表单位发表了一篇极左声明，使我的好友胡伟民大导演连夜与他激烈辩论而突发心脏病，第二天去世。我打电话去质问，他哀声求告道：“我是处级干部，就是新党员，没有办法。”
我当即怒斥：“你是处级，我比你还高两级，知道上级没有让你发表这种极左声明！”就此摔了电话，立即寄出一封绝交信，并在胡伟民的追悼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
胡伟民的死亡，加上我的绝交，给他带来了极为负面的社会影响，二十年来，他不断造我的谣，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一次次编织“绝交的原因”，他似乎要让别人相信，“绝交”是他主动的，是因为他“发现”了我的什么问题。
开始，他贼喊捉贼，造谣说发现了我的文革问题，他知道周恩来总理为了纠正他们一伙鼓吹“上山下乡”的运动，在1971年之后组织我们这些人回城里编写教材准备复课，他就造谣说这是“文革写作”，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出现过很多笔墨，大善大恶紧咬在一起，恶中之恶，正是出于此人之手。
“文革谣言”揭穿后，他改口，说是因为发现我在汶川地震中“诈捐”。只可惜，灾区的很多师生天天看到，我捐建的三个学生图书馆一直屹立着，书籍，设备齐全，墙上还挂着王蒙、白先勇、余光中、张贤亮，冯骥才、贾平凹、刘诗昆等大批文化巨匠为三个图书馆的题词。
这次，雅安地震又发了，他为了防止人们联想起我五年前捐建图书馆的往事和他们造谣的真相，急忙拿出一个“离婚”的老谣言来掩盖。
为了从整体上洗去人们对他历史的记忆，近十几年来，他又一次运用投机的本事，摇身一变成了“异议分子”，而且言论特别暴烈。
连全世界都肯定的抗震救灾壮举，他也全盘否定。在我看来，真正的“异己分子”，应该尊敬，但是他的“异己”，无非是用文革的一套来反对今天的中国。而且全是谣言，全是民粹，全是起哄，全是编剧，严重败坏了“异己分子”的名声
绝交那么多年，现在我只想劝他一句，一辈子活在自己写的编剧了，还不腻吗？不如走出表演的幻觉，过几天真实的人的日子，而且老兄的年岁，也已经“玩”不起了。
7.
看到这里，我认为锁定此次造谣者的这些推论是否属实，已经无须再过多追究了。如果是事实，那么这个老编剧真的很可怜，一辈子活在了仰望别人生活的诡梦里。如果及时清醒还能用余力留下一两部编剧著作给年轻人，也没白活。
如果不是事实，他只是网络浩瀚角落里的一个小丑，那挺好，真是好，少了这样一个有才的可怜人。
想必秋雨的读者不会记得他的谣言，因为精力都用来读他的书去了，关注谣言的人也不会读余秋雨的书，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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