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生札记--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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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始祖——王亥：用牛车拉出来一个商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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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王亥，须从中国历史第一个朝代说起。

中国之朝代可上溯至夏商周。商汤灭夏桀，为商朝之始。但不是夏结束才有商，商原本是夏朝一个部落。商之始祖名契，和虞、舜、禹生活于同时期。契至汤共十四世，为“先商”时期。契第六世孙名亥，后人以“王”尊之，故称王亥。王亥生夏朝中期，距今3800多年。他和儿子上甲微是先商时期“让商族变得伟大”之关键人物。

王亥之贡献。简略说，两个。

一是驯养野牛，发明牛车。郭沫若之《中国史稿》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相土是契之孙，给马戴上马笼头，加以训练，让马拉车驮物。原是游牧部落之商族从西北迁至中原，到王亥时期，马匹已远远不够用，且西北草原之马多不适应中原气候，死亡很多。王亥遂用“牵牛鼻子”之法驯服野牛，用牛代替马拉车，还发明了双辕牛车，不仅帮助商族成为“车轮上的部落”，克服地域障碍，迁至宜居之地，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农牧结合使商部族大为兴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分工逐步扩大。王亥因此被学者称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

王亥驯服野牛和发明牛车，就如工业革命初期之蒸汽机及今日之电、互联网之发明和应用，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取得了重大进步。《易·系辞》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管子·轻重戊》言：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马的圈，牛马被驯服，成为运输工具，大大提高了商部族及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能力。

二是开展跨境商贸活动。当商部落粮食、家禽、工具多了以后，除本族人日用之外，还有不少剩余。王亥就从剩余物品中拿出一部分，放在其他氏族部落常去之旷野。隔几日再去看，发现物品已被取走，其他部落之物品则放在那里，这就是交换。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王亥遂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带着帛、黍、粟及牛、羊到其它部落以物易物，“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外部落这样称呼商部族贸易使者。交易之物，当然就是商品。随着交易量越来越大，王亥成为当时各部落之首富。

王亥与各部落交易，坚持诚信与平等。有一次，一个小诸侯国葛国遭遇大旱，连月无雨，庄家颗粒无收，就向王亥求援，说愿意拿出比原来多一倍之物品来换粮食。王亥却没有乘人之危，而是继续以原定“汇率”交换粮食，还多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援助。

王亥之贡献，即今日之马云、任正非，开发利用新技术及工具，推动贸易发展，传播商业文明，促进商部族乃至人类社会整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因此，王亥死后享受到殷商后代最隆重之祭祀。王国维评论说，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为他是先祖，而是因为“其为制作之圣人”。王亥当为“中国制造”最早之杰出代表。

王亥之死

中国最早的商人、发明家、首富王亥大概活了50岁左右。

王亥之死事情非常简单，他有一次和弟弟王恒驾着牛车，载着货物，赶着牛羊，到黄河以北的有易进行贸易，被有易的君主绵臣杀了。王亥为何被杀？大致有如下说法：

一是和女人有关。有的说王亥好色，“淫于有易之女”，被杀。有考证说，王亥在有易跳当时流行之“万舞”，它既是一种武舞（军事舞），也是一种性舞（恋爱舞），王亥舞姿诱人，有易的女人迷上他了，勾搭成奸，被有易人捉住。也有的说，王亥是在有易境内抢掠妇女，被绵臣带兵杀死。还有的说，“所淫确为绵臣之女”，但目的是通过她谋取有易，结果暴露。

有易是商部族祖先契之母族。有历史学家据此认为，王亥“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是去投奔他的外戚、诸舅。所谓“淫于有易”，也可能是商部落自契以后与有易女性世代通婚之传统，而不是乱交，可能违背了氏族间某些特殊规定，特别是婚性制度之约定。也有学者提出，比王亥更早之颛顼帝时期，氏族制已解体，开始男娶女嫁，人们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之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王亥时代婚姻制度已成型，他有淫行，有过错，是不争之事实。

二是和利益冲突有关。一说，有易首领绵臣见王亥所带之牛个个膘肥体壮，产生了霸占之念，将其杀害。另一说，有易用乐舞盛宴招待王亥，但双方未能达成满意之协定，产生了利益冲突，有易遂派牧童在黑夜对沉睡中的王亥下手。

三是和政治有关。一说，绵臣杀王亥，是因当时商部族日渐强大，对有易不利。另一说，王亥为了商族雄霸天下，早已图谋有易，但因有易是其始祖契之母族，抢占有违天道，而且有易也是夏之属地，攻占有易会遭到夏帝反击。因此，王亥假装到有易做生意，假借仆牛（驯服的牛），暗中和弟弟王恒合谋设计，“干协时舞”，用巫舞勾引有易女祭司，以制造矛盾，乱中取胜。

四是和兄弟有关。有记载说，王亥与王恒是“眩弟并淫”，绵臣只杀了王亥，夺了他带来的仆牛，却又将仆牛交给王恒。王恒继承了哥哥的位置，但取回仆牛后并未为哥哥报仇。可见王亥被杀，即便不是绵臣与王恒合谋，也得到了王恒默许，因为他正好可以继位。

相传王亥被杀后，尸体被砍为八块，分属鸟的图腾八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别对应其前世玄鸟的头、颈、肩、心、胸、腹、脐、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关于先商的传说。王亥死后，相传玄鸟又涅槃重生。

商之强大始于王亥之经济革命

王亥虽然被杀，但商人的贸易活动并未停止。王亥之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杀了绵臣。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汤灭夏前，商已是一兴旺小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说明当时已房屋成片、人口众多。“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

考古学界之共识是，商之强大从王亥开展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持续不断之商业活动使商部族实力日渐强盛，终于在商汤时期取代夏朝，建立商朝。为方便交易，商朝发明了货币，最早是海贝，后为补充“流动性”，又有了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商朝晚期还有了铜质货币。当时，君王居住之地叫“邑”，商人交易之地叫“市”，分离而制，后为方便君王，“市”搬到“邑”中，其各个店铺叫“肆”。《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那是中国商业都会最初之胜景。

因王亥对商部族发展贡献伟大，其后人甚至用祭天之礼祭祀他，所用牲畜从三四十头牛甚至到三百头牛，隆重无比。在甲骨文著作《殷墟卜辞综类》中，祭祀王亥之卜辞多达96条。

商人之宿命

有学者因王亥“淫于有易之女”，富而宣淫、暴尸横死，认为他不配做第一个商人、“华商始祖”，提出舜并不是传说人物，才是第一个商人。在他们看来，“拜谒华商始祖，传承中华商德”，必须要有一个“德化”的、“言必称尧舜”之人，才配当“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照此观点，王亥只是部落间大规模贸易第一人，只是舜帝贩卖事业之扩大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商人、商业和王亥之关系并不是很大。商人之来源在于，周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后，殷商遗民过着受压迫之生活，无政治权利亦无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这些买卖人后被叫作商人。“士农工商”，社会末流也。

纵使舜帝时已有零星贩卖，但和技术发明与跨境贸易结合在一起之规模化商业活动，王亥是真正之中国第一人。

遥想3800多年前之王亥，我们看到了一个敏感机智的发明家，一个跨境贸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开辟一个时代的气度和气象；同时，也看到了欲望的缠绕，利益的冲突，政治的威胁，兄弟的图谋，这一切都可以杀死他，让他死的如此惨烈和卑微。这就是中国商人之宿命！他们从诞生第一天起，从始祖开始，就埋下了永远要接受多元考验、挑战无止境、没有谁能保你平安之宿命。

他们是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当他们充满活力、大显身手时，往往也是社会富裕、流光溢彩的昌盛之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他们把东西南北的供需串接起来，他们就是连接一切的平台。

他们是骨子里的逐利者。他们愿意冒险，用管子的话，“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渊）之下，无所不入焉”。他们惟利是图，“有利身则行”，“求利无不营”，有时也会坑蒙拐骗，无情无义，“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他们享乐奢靡，但也充满风险和危险，时时遭受“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的艰辛，“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的不测。“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也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及时行乐，追求“耳目欲极声色之好”的逸乐，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编，除人之本性使然，也是为了释放内心深处那种“不知明日何日”的恐惧和“用钱财也可以过有权有势者的生活”的欲望。

他们是不确定政商环境的从属者和被动接受者。当权力需要他们活跃经济，或权力的缝隙给了他们纵横捭阖的商机，他们便会有“连车骑，游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美好时光，但从来难以持久，很快就会被管制而失去尊严。秦代“谪戍制”使商人及其子孙仅因其商人身份就遭征发。汉初法律明令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收重租税，规定商人不得购置田地，商人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晋令》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以示商人与他人不可混同。《大唐六典·户部》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第三卷记载：“（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清雍正二年上谕：“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在长期抑商传统下，虽然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和勤奋，商人却终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只能匍匐在君权之下，无论是得到特惠而富甲一时，还是随时会碰到盘剥，本质都是低人一等的附庸。

中国商人最自由之时光在汉武帝时终结。商人之舞台在于远程贸易，商人之机会在于利用不同空间和时间之差价。春秋战国之时，虽然中国没有古代希腊、罗马之海洋舞台，但以中国地域之广，列国资源物情之丰和互通有无之需，商人大有用武之地，范蠡、白圭、吕不韦等人能呼风唤雨。又由于春秋战国时，盐、铁及其它矿产可以自由经营，也造就了司马迁《货殖列传》所记之猗顿、郭纵、寡妇清、蜀卓氏、宛孔氏、齐刁间等大商巨贾。可惜，这一切在西汉中期“盐铁官营”等干预政策出台后终结。在谷专卖、官山海（即盐铁专卖等）、官天财（山财矿产渔业管制）之新环境下，中国经济转变为“（人君）不求于万民而藉于号令”之指令性经济。《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指出，“在君主国中，商人不像在通常由大商人当政的共和国中那样受到尊重”。对照中国商业史，到汉武帝时，商业自由流通之黄金时代结束了。前之秦朝还有“军市”，委托商人从事军需物资之采购与运输，诸国到秦贸易之“邦客”，只要到所在政府登记（“请簿传于吏”），即可在秦地做进出口生意。而汉武帝后，可以“一仆多主”之商人不再有回旋空间，开始进入“一主一仆”之帝国通道。

这就是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命运。

从几千年前指引着从商丘出发的牛车车队前行的王亥，到正行进在伟大复兴途中的中国企业家，“商”之基因，穿越无穷苦难和顿挫承继在他们身上，在新时代和新世界活泼绽放。

希望商人和企业家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一个不保护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注定难以长期富足。同时，历史深处之声音又启示今天的中国商人，无论你多么成功，都需要多一点夹缝意识，多一点忧患意识，多一点谦卑意识，多一点文明意识，深刻意识到自我的限定性，所处环境的限定性，从而少一点骄妄，多一些归潜。

总有一片天地属于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