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齊桓公的霸業衰落之後，春秋時代歷史的主軸，便是晉、楚爭霸，故童書業嘗謂“晉楚兩國的歷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堅”。晉、楚兩國之間，此強彼弱，疊為雄長，持續多年之後，雙方都被內憂外患所纏繞，逐漸顯現疲態。逮至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國執政向戎伺機居間調節，促請兩國召集齊、秦以下諸侯，盟會于宋，相約彌兵休戰，而秦、齊兩大國雖與會而不與盟，其餘列國諸侯同時尊奉晉、楚兩國共為霸主，這兩個大國南北並峙，也就成為春秋後期政治地理格局最突出的輪廓特徵。迄至春秋末年，晉、楚兩國的勢力愈顯式微，齊國試圖重作霸主，卻沒有能夠得逞，一時中原無霸，從表面上看，似乎重又回歸于春秋初年的形勢，實際上則正醞釀着更為波瀾壯闊的爭鬥。
即便如此，延至春秋戰國之交，仍以晉、楚兩國疆域範圍最為廣闊，國力也最顯強盛，故曾子在當時乃有句云：“晉、楚之富，不可及也。”不過，晉、楚之間兩相比較，還是要以楚國的勢頭更為勝出一籌。當初在宋都訂立彌兵之約時，雖然看似晉、楚交互妥協，但晉國在盟會的歃血儀式上與楚國爭占盟主之先位，竟以實力稍遜而未能如願，不得不屈居於楚國之後，即已清楚體現出兩國間實際地位的差距；況且這次盟會最實質性的內容，是令兩國各自的附從國交相承認晉、楚的霸主地位，而在魯、宋、衛、鄭、陳、蔡、許、曹這八個附從國中，原來從屬於楚國的只有陳、蔡、許三個南方小國，楚國從中得到的實惠也明顯多於晉國。
正是由於中原盟主暫時出現真空，在東南相繼崛起的吳、越兩國，才得以北上爭霸。吳、越兩國本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別依賴于晉國和楚國的扶持，方才得以異軍突起，而晉國扶持吳國與楚國扶持越國的目的，則是用以牽制對方，不料吳國于魯哀公九年，開挖溝通江、淮的邗溝，竟興師大舉北上，謀求中原霸主的位置。魯哀公十一年，吳人與魯國聯手，在艾陵大敗齊軍，打破齊國復興霸主地位的夢想之後，吳王夫差隨之即在魯哀公十三年率精兵與諸侯會盟于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夫差為炫耀舟師，懾服諸侯，“闕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也就是特地開挖了一條溝通淮河北岸支流沂水和黃河叉流濟水的人工運河，這樣吳國的水師就可以從江南直接駛抵宋、魯之間地域，其氣勢之強勁，已絕非晉國再能玩弄於股掌。果然，在這次黃池之會當中，吳國即公開挑戰晉國，踏上了諸侯盟主的座席。
如前所述，在這次會盟僅僅四年之後，句踐即大舉發兵，滅掉吳國，因此，黃池之會時各國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就是越王句踐滅吳前後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當時實力較強的大國，除了北晉南楚之外，還有東方的齊國與西方的秦國，秦國遠離政治舞臺的中心，對於僻處於東南邊地的越國來說，暫時還無足輕重，而齊國則身處中原腹心地帶，不容小覷。就在越王起兵伐吳之前，楚國的申包胥出使越國，句踐向他陳述討伐吳國的各種必要準備，其中受到申包胥認同的首要舉措，是下面這樣一段內容：
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如此這般摧眉折腰屈從於人，是因為“結齊、親楚、附晉”，乃是越大夫逢同為句踐籌畫的滅吳統一戰線，而這正是與越國實力大致相當的國際地位。
春秋中末期的南方，是楚吴越的三国志。
国运有交替，兴衰还是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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