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万字的小册子，振聋发聩的巨著：“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尽管这本书写作于1985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40年，但它比任何书都更贴近当下——只需要将书中的“电视”换成“网络”即可——换言之，我们处于一个娱乐致死PLUS年代——这正是波兹曼描述的世界：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
《娱乐至死》类似于《大癫狂》，属于我说过的很有价值的书里面的第三类，也就是让人痛苦而清醒的那类——它极度令人不安，然后引发思考。
波兹曼如此表述：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我们的痛苦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奥威尔+赫胥黎，《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这两组名词多次的被引用，将《娱乐至死》清晰地导向了一个名词：“反乌托邦”；同时定义了这个“反乌托邦”里最沉痛的东西：“不再思考”。
乌托邦是人类在“人生实苦”中小憩的梦，反乌托邦就是不让你做梦。
乌托邦是XX对你很好的时候，反乌托邦就是XX说“我是为你好”的时候。
波茨曼通过《娱乐至死》，沉痛地揭示了：借助（外在）工具获取内心幸福的想法，就是典型的“乌托邦”——他把这个观点用自己的概念语言表述为：“媒介即隐喻”——由此来批判工具对人类的反制。
如果说我这样的文字流于晦涩，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更生动形象的场景来理解，就是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
站在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楚门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当然，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但它未必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样子。
在今天，我们以为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实际上，我们能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少，甚至越来越虚假。我们总是在社交平台上浏览和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各类平台为了留住我们，又总用大数据统计和算法，推送给我们喜欢的信息。我们的观点在这样的信息流里被强化，我们很难看到与自己的观点对立的信息，我们越来越难以接受他人的不同，这可不是真实的世界。
在电影的最后，历尽挣扎楚门走到了“世界”尽头，眼前的海洋和天空竟然都是巨大的幕帘，导演的画外音出现了：“外面的世界……跟我给你的世界一样的虚假”。而观众们在看到楚门决定离开这虚假的世界时为他欢呼，但在楚门离开后他们立刻转台，互相询问：还有什么别的节目吗？
正如同人类驯化了植物，却被农耕困在固定的土地上；我们的技术驯服了声色俱全的娱乐，也被娱乐夺走了思想的空间。
当波茨曼诟病电视，我们诟病手机和Pad，其实它们都只是“屏幕”，都只是“媒介”类型的“工具”。我们通过工具改造世界，但也过度依赖与通过工具来理解世界（包括自我），是这种过度依赖让我们“不再思考”。
即便是我们如今倡导的阅读书本，又何尝不是一种“屏幕”？当我们回溯媒介的演化：印刷术→电报→电视→电脑→手机，这一点其实是昭然若揭。如何才能“规避”屏幕，平静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如何才能“抛开一切走进天堂”？
可行性维度来说，我认为存在着两个方向：
1、增加面对自己的时间，以“愉己”为导向，“去媒介化”。
2、在传媒庸俗化的浪潮下顺势而为，利用好现代技术对连接效率提升的加持。具体地说，在“阐述”和“娱乐”间做好“翻译者”，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努力在娱人与愉己中获得平衡。
要做选择了。所以，是做快乐的猪，还是做思考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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