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群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会把很多你以为从你生活中消失了的人,消失了的事,重又拉了回来。约是一个月前,我被邀请进了“文家中学97届”微信群,连我在内,刚好97位成员。群里每天自有它的热闹,或许是因为大部分成员都已经不太熟悉,又或许是因为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我很少在里面发声。那天偶尔冒泡,立即被几位故人识出,其中一声“荣老爷”的亲切呼唤,一下子就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叫我“荣老爷”的是一位小学同学,姓杨,记忆中的他调皮、机灵,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同学是随他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到我们学校插班读六年级的。他的父亲杨老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多才多艺的老师之一,除任教五年级语文外,还兼任美术兴趣小组的辅导老师。杨老师的素描和美术字都有很深的功底,且在教学上尽职尽责,颇得学生敬重。和很多有艺术细胞的人不修边幅的特质不一样的是,杨老师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很舒服,也很容易亲近的感觉。
同学酷爱绘画,或许是得了杨老师的真传,他的绘画是所有参加兴趣小组的同学中天赋较好的。同样对画画有着喜好的我也是美术兴趣小组里的一员,我的喜好却只是一种随性的喜欢,老是沉不下心来听老师细说什么“阴影”、“灰面”,经常趁老师不注意时在纸上自顾自地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唐代仕女。熟能生巧的缘故吧,时间久了,竟也还有模有样,渐渐地,给人一种绘画很好的错觉。
六年级时我十二三岁,老是剪一头干练的短发,几乎不穿裙子,也很少显露出那个年龄段女孩特有的娇气,因而人缘不错。那时大多数同学都已经住校了,每天放学后到上晚自习之前有一段很长的休息时间,我就经常和同学们一起窝在宿舍里打扑克,或是带着大家去学校后方的大操场上“探险”。爬水塔、闯地下室、在学校围墙上秀粉笔字,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我还喜欢把自己阅读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因而身边总少不了三五“粉丝”,很有一点“孩子王”的派头。
也是在那一年,我被查出患有肝病,医生建议我休学。父母觉得我年龄已经偏大,不同意休学。于是每周上学时,我都会带上一热水壶泡好的中药,一日三顿,按时吃完,星期三晚上再回家换一壶新的。整个治疗期间,我的学习和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或许正是这些和同龄孩子比起来小小的不一样,让我受到了很多老师格外的包容与喜爱。尽管我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却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给人一种成绩很好的错觉。
同学也该是被那样的错觉深深地迷惑了,他总是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光看我。每次见到,都不忘毕恭毕敬地叫一声“荣老爷”。小小的虚荣心在作怪吧,我竟觉得这样的称呼十分受用。
因为和同学既是同班又同在一起学习绘画,和杨老师自然也就很熟悉了。还记得有一次课间去食堂喝水,恰好杨老师也在,他笑意盈盈地舀起一瓢水,轻轻地递到我手中。在那个绝对尊师重教的年代,一位老师能在学生面前这样谦卑是很罕见的。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喝的水都是直接从井里抽起来的地下水,没有任何过滤和煮沸消毒的工序,但因为杨老师的这个意外而亲切的举动,那一瓢水,让我喝出了玉液琼浆的味道。
杨老师还兼管学校的总务后勤工作,负责收全校学生的伙食费。住宿有全宿和半宿之分,全宿和半宿的同学每学期所交的粮米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全宿的同学每月30元的伙食费,学校供饭供菜。半宿的学生每月5元的伙食费,学校只供饭,不管菜。我一直都是住的半宿,因而每次都是交的5元的伙食费。那天我去找杨老师交伙食费,他似看非看地接过我手中的5元钱,却飞快地开出了一张50元的收据。我在一旁看得清楚,迟疑着没有接。恰在这时,一位数学老师走了过来,他一眼就发现了收据上的错误并立即指了出来,我如释重负般拿着杨老师新开的收据走出了办公室。后来,我很想问杨老师那张50元的收据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却始终没能鼓起勇气。这样的小事,或许杨老师早就忘了吧。
“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勿忘化雨功。”这是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小说《徙》中写到的一所小学校歌的最后一句,他说每每唱到这句,大家心里都是酸酸的。因为这是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老师们知道,毕业出去的学生,日后多半是会把他们忘记的。可我却觉得,每个学生的心里,多半都是住着三五位深深影响或温暖过他们的老师的。杨老师便是这样一位容易被学生记住的好老师,而这种铭记,往往都是一生。
升入初中后,因为不在同一班级,同学和我就很少有交集了。初中毕业时,我因文化成绩尚好,被保送到了县一中,而他却遗憾地没能成为一中的艺术特长生。后来,听说他上了一所美术专训学校,我为他感到高兴,也暗自佩服他的勇气和坚持。
不料再次联系,已是人到中年,我们早已不复是当初的模样,而且也都不再画了。生活就是这样,平淡的柴米油盐背后,磨掉了多少人最初的梦想!如今,杨老师也退休了。二十年太久,多少老故事都该收场了。只有同学那声“荣老爷”的呼唤,还那么热烈、亲切如旧。只是这热烈和亲切的背后,分明是对那段悠远、绵长的童年岁月深深的眷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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