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禹至
自从宇宙中有了地球,地球上有了生灵,灾难就从未缺席。一些生灵在灾难中毁灭,另一些生灵又在灾难中诞生,如此反复,直到人类诞生,灾难也未曾消停。当人类发现自己是地球上唯一拥有智慧的生灵时,也加剧了对灾难的恐惧。于是有了图腾,有了神坛,有了宗教……人类一直试图寻求某种护佑和救赎。
俞心樵《这个世界从未好过》出自《圣经》的传说告诉我们,诺亚方舟就是人类的第一次救赎。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是上帝所造。最初,上帝只造了亚当和夏娃,后来他们偷吃禁果繁衍了人类。人多了,恶行也就多了,罪孽也越发深重。正因人类相互争斗相互残杀的种种罪恶和暴行让上帝后悔创造了人类,于是上帝决定用洪水毁灭之,唯独保留诺亚一家。因为在上帝眼里,诺亚是唯一的善良人,诺亚一家可留作新人类的种子。诺亚蒙恩,依照上帝的旨意,一家人历时120年,用木头制作了一艘方舟。当上帝唤来洪水,吞噬了所有的生灵,只有方舟上的诺亚一家八口,以及他们携带的几对飞鸟、牲畜和昆虫存活了下来。
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灵而言,这明明是上帝亲手制造的一场灭顶之灾,为何竟说成是一次救赎?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往浅里说,这是上帝在惩恶扬善;往深里说,这是上帝对人性的救赎。上帝令诺亚用漫长的120年去制造方舟,给足了所有生灵赎罪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有珍惜,这才让上帝狠下心来,用大换血的方式对已然罪恶化的人性施以救赎。上帝或许希望,由诺亚一家繁衍的新人类,不再有罪恶。
农少华《恐惧中的守候》诺亚方舟的故事,让我联想到《道德经》中老子持而保之的三宝,以及佛法中的因果定律。所谓三宝,一是慈,二是俭,三是不敢为天下先;所谓因果定律,即基于佛教缘起论的轮回说,简而述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说,无论上帝、老子还是佛陀,他们都在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着同一个文明考量——人性的善恶。
陈剑锋《灵魂之复制与裂变》在这里谈及人性的善恶,既没有声张宗教对现代文明的贡献之刻意,也没有将所有灾难都归咎于人类恶行之主张,而只想通过对这一文明考量的探讨,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思考人类文明的精神性,及其在人类与灾难的关联性上可能产生的作为,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思考,让更多的人面对大自然时能多一份敬畏,面对人类自身时能多一份卑微,面对天灾人祸时能多一份精神救赎。
作为现代人,我相信,世上没有救世主,没有人能像上帝那样要光得光要水得水。要求得精神救赎,还得靠我们自己。我还相信,精神救赎所蕴含的某种悲悯、反思甚或批评,无法源自那些敢为天下先之类的励志篇章,也无法源自上行下效熬出的心灵鸡汤,更无法源自为刺激泪腺定制的煽情套路。尤其在灾难面前,精神救赎不是某种安慰、抒情或者忏悔,而是基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对人性,乃至对人类文明的严肃拷问。比如,反省自己人性中的善恶,并自问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再比如,问一问人类用有限的已知过度地解读无限的未知,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福祉或者灾难?还有,极度物质化的文明考量是否真的符合我们内心的文明需求……
禹至《子夜》回头想想那些在诺亚方舟的传说里死去的生灵,他们中未必没有像诺亚一样善良的人,说不定真有无辜者,只因被泛滥了的人类恶行遮蔽或者裹挟,才得不到上帝的护佑。如果这些无辜者的人性能够代表善良和正义并敢于对抗人类恶行,倘若上帝有知,也许,这个故事会改写。回到现实,我们当然不可能改写关乎上帝的故事,我们能做的,也许仅仅是呼唤精神救赎。
于祖培《生变》同样是面对灾难,每个人却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这里,我想为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和一幅油画,看看这两件都是关于灾难的作品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启发。虽说艺术在灾难面前很是卑微,但它毕竟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或许可以成为精神救赎的一种途径。
先来看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剧情就不多说了,留给大家自己去看,毕竟是部好电影,不然《我不是药神》也不会去抄袭他并狂赚几十亿票房。影片围绕罗恩身患艾滋病被医生告知只能活30天之后的故事展开,事实上,他多活了7年。这不是重点。在他多活的7年中,他还救活了许多与他同病相怜的人。这也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自救和救人的方法和途径在美国是违法的;重点还在于,明知自己违法也明知会败诉,但他依然起诉药监局,就是为了对现有法令发出关乎人性的质问;更重要的是,罗恩败诉之后,他的质问引起政府的重视,被他质问的法令很快被废除,由此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罗恩算不上英雄,他身上有不少毛病。主观上,他只想活着,也希望与他同病相怜的人能活着,为此不惜违法。客观上,这就是一种精神救赎。他隐恶扬善,不但拯救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还用他的坦诚冲破了善良的人性与法律之间的隔膜。
泰奥多尔 · 籍里柯《梅杜萨之筏》再来看籍里柯的油画《梅杜萨之筏》,这是一件异常珍贵的悲剧作品。籍里柯是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梅杜萨之筏》正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由于该作品是根据真实事件创作而成,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事件背景。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简述:
1816年7月,法国政府在一次移民行动中派遣“梅杜萨号”巡洋舰载着400人从法国起航驶向塞内加尔。途中,因舰长肖马雷的失误,致使舰船在航行中偏航触礁,进水下沉,最终酿成惨难。
巡洋舰上只有6艘救生艇,极限容量也只有250人能上艇逃生,其中包括了刚任命的塞内加尔总督、舰长,以及一些达官贵人。余下的150人只能赶忙制作一艘木筏,长约20米,宽约7米,在海水淹没舰船之前勉强挤了上去。虽然触礁地点距离最近的海岸只有60公里,但没有动力的木筏在救生艇放弃营救之后,在海上竟然飘流的十三天。这期间,在这艘事后才被籍里柯命名为“梅杜萨之筏”的木筏上,有饿死的,有自杀的,有为夺食大打出手的,还有为保命生吃人肉的……惨无人寰。待到木筏靠岸时,只有10人生还。
事后,经军事法庭审判,船长肖马雷仅受到降职和服刑三年的处罚,法国政府因担心舆论压力,也只在官媒上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过轻的处罚让两位幸存者对不服,他们上书政府却遭到打击,还被解除公职。这两位幸存者愤怒了,遂将惨难的经过写成纪实报道并印成册子向社会公布,引致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籍里柯也愤怒了,他随即走访了幸存者,聆听他们的遭遇,并到医院看望幸存的伤者。悲愤之下,他决定用这艘巡洋舰的名字为木筏命名,并依据幸存者叙述的惨烈场面创作一幅油画。于是,震撼人心的旷世之作《梅杜萨之筏》就这样诞生了。
毋容置疑,这是一件伟大的悲剧作品,其精神意义要远远超出艺术本身。在籍里柯所处的时代,艺术还只是皇室和贵族的消遣之物,像《梅杜萨之筏》这样富于社会责任感,并将不公的权势钉在耻辱柱上的作品可谓绝无仅有,这正是艺术带来的精神救赎。事实上,这场惨难所折射出的官府权势,其精神世界已经坍塌,其人性已经向恶。籍里柯通过对惨难实况的艺术表现,让世人憎恨人性的丑恶,向往人性的善良,并牢记不公权势之恶行,希冀能避免其重演,并在精神世界里,建造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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