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体的文章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堆砌词藻、追求险怪，读来诘屈聱牙，读后不知所云。既令人毫无快意美感，又没有什么见识韬略。此等以文字为游戏之文风，乃乱世之流毒。于他人无补，于世事无益。这样的文章要它何用？你们，为何竟将它视如珍宝，而不将它弃如敝屣呢？”
宋仁宗因善于纳谏（听取意见）而成就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拯。
“苏轼是难得的人才。我料十年之后，天下人尽知苏轼之文章，而不知我欧阳修之文章了。”这是他对苏轼的真实评价。
官场就是官场。官场中，无有才能与文章之别，唯有官职大小之分。人若为官，便须明白这个道理。欧阳修那样的长者，宋大人那样的上司，总是为数不多的。宦海，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愿子瞻日后，好自为之。”
宋仁宗 他不巡幸，不奢靡，不兴土木。他用的大臣如包拯、范仲淹、文彦博、富弼、晏殊、韩琦、欧阳修等，都清正廉明，凡事以国家大局为重。所以那时的政治，被史学家称为“贤人政治”。对他的臣民来说，宋仁宗是个仁厚之君。但是对国家来说，他主要是个守成者，没有做出多少自己的贡献。
一则故事说，仁宗某次公干至深夜，忽觉腹中饥饿，想吃一碗羊肉汤。可是他忍住了没说，情愿一直饿着。后来皇后知道了，便说：“一碗羊肉汤乃一件小事，叫御厨做来便是。国君之体，关系江山社稷，不当受饿如此。”仁宗道：“朕是想，如果朕说饿，御厨就会杀羊熬汤。今后，只要朕夜间公干，御厨便会杀羊以待。这就太多事、太靡费了。”
在两千多年中国的帝王专制中，像上述这种大臣当庭顶撞皇帝的事，在别的朝代里很少，可是在宋代却屡见不鲜。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一心想要实现的“文官政治”。他还曾制定法律：不许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辱骂公卿，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等等，开创了君主专制中有限的“政治民主”。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王安石变法 史称这一事件为“熙宁变法”。
强行摊派，是青苗法实施中，最为严重的弊端。
“青苗法”的本意，是想救助贫苦农民，帮他们度过青黄不接的初春或遇旱遇涝的夏季；想使他们摆脱高利贷的盘剥；想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可是，因为要收取利钱，因为要富人担保，因为和官吏的政绩挂钩，因为贪官污吏的恶意发挥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邓绾因此而成为“历史名人”——一个遗臭万年的赃官。他的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也因此在史书上留下一笔，成了千古赃官的行动指南。
宦海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
求人不如求己
沈括背刺苏轼
自欧阳修去世后，华夏文人心目中的文坛盟主，就是苏轼。当时的文化名人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都愿执弟子之礼，要求列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后来，陈师道、李也加入这个行列，和“四学士”一起，被称为“苏门六君子”。这些人都是北宋时期的文化精英。
徐州治水
平庸无能的王，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旨相公”。所谓“三旨”，即：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在许多官员的心里，他这个宰相也就是皇帝跟前一个传话人罢了。虽然为相多年于朝政毫无建树，但王的政客手段却十分了得。
七月流火，骄阳当头。
按宋朝法律，大案归御史台，小案归大理寺或开封府。
根勘：彻底查究
“以鱼传信”源自苏轼。
通过与米芾一起专心切磋，他的书法也突飞猛进，别开生面、自成一格，被称为“苏体”。
王安石和苏轼，这一对既是政敌又是朋友的政治文化名人之间，还有一种神秘的数字联系。即：论出生，他们年纪相差十五岁；论考中进士，他们前后相隔十五春；论逝世，他们先后相距十五年。而且，两人同样都活了六十六岁。三个相差的“十五”，一个相同的“六十六”，加上都主张变法，而各自的主张都未能如愿，这好像就是他们俩的“宿命”。
“撤御前金莲烛相送”，是那个时代为人臣子者难得享受的礼遇。
史学家认为，北宋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朋党之争”。
赈灾中，可怕的瘟疫袭来。苏轼赶紧拨出库银二千缗，又捐出自家的银子，设置了治病的“安乐坊”，请医生坐堂治病，穷人免费就医。苏轼的“安乐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面向百姓的官办医院。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怪事，也是苏轼生命中的一件怪事：两年阅三州。
柜坊：D场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唯佛之归。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北宋时期有四大书法家。当蔡京之奸未被世人看穿时，他也名列其中，所谓：苏（苏轼）、黄（黄庭坚）、米（米芾）、蔡（蔡京）。当世人看穿他的奸佞后，便把他从四大书法家中“开除”了，而把其中的“蔡”改为了他的堂弟蔡襄，这蔡襄原本也是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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