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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法国大革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1。 这是托克维尔所言，而他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多少就抱着着对这种“反复”的仇恨（从书中的某些地方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略带嘲讽的愤慨）。他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在导言中，托克维尔就明确指出，自己企图解释的是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
在研究方式上，我无意对序言作者张芝联的定位，即“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这样的赞誉进行品评，但他确实能用一种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不是狭隘地“就事论事”。托克维尔自己也明确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历史进行对比，特别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例如：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英国贵族并未因革命丧失权力，他们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等等。
纵观全书，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已经归纳得很好：
1789年法国革命史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
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倒塌。
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行，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而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
以下，根据自己读后思路，再将全书分为大革命与旧制度两个部分，对托克维尔的思路进行整理：
一、 大革命-what and how
托克维尔用其优美的文辞，展示了大革命时代的热望——“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民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奴役别人的那雷人不得安眠。”
但在这热望之外，法国革命时代的社会与有另一番令人不安的图景。
在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
在政府方面，18世纪的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这里的政府，多少已经有大政府的影子。
法国大革命同历史上众多的革命迥然不同，具有独特的新面貌，因而最初未被人们察觉。除了不易察觉性，它还有其他几个特点。
第一，尽管非宗教倾向在刚开始占上风，但大革命并非要摧毁宗教权力。
刚开始，人们怀疑或抛弃一切基督教传统。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此中原因，既因为教会是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作家们的特殊障碍；也因为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此外，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攻击教会，肯定会立即使民情激愤。
尽管现状如此，托克维尔分析道：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保障。他认为，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终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经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归宿。并且指出：非宗教当时造成了巨大的公害：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
而事态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反对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和驳斥，最后被社会自己抛弃了，政府并未介入。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感到自己也在受到打击时，他们也向宗教信仰靠拢。“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会无一不重新振兴”。
第二，大革命也并非要削弱政治权利。
大革命一举推翻迄今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和束缚人的一切机构和习俗，人们看到这些便可能以为，大革命的结果不仅要摧毁个别社会秩序，而且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要摧毁某一政府，而且要摧毁社会权力本身；从而断定，法国革命的特性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但托克维尔认为，这只看到了表面现象，他写道：“你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他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
第三，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文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传播学中有理论认为，社会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2，也就是说社会理论会被行动者用来反作用于社会 。这正适合法国大革命理论引领的特点。
法国革命没有自己的疆域，只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它与宗教革命具有一定的相同点：首先，大革命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它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其次，宗教所指明的行为规范并不限于某国某时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但它又与宗教革命有所不同：法国革命涉及现世，宗教革命则为来世。并且以这种形式产生革命的条件是：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做好精神准备。
当这种精神准备做好之后，文人的理论就开始激发民众。
托克维尔所指的法国文人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相反，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如果撇开枝节，溯本求源，便不难发现，这些不同体系的作家们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但托克维尔批评了这种狂热。他认为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人们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种民众的狂热在勒庞的《乌合之众》 中也大有提及-3。
不论革命的过程如何混乱，大革命的效果或者功绩，就是摧毁了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意志、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此外，这些制度还产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作为它们的附属物。这便是它的后果。
二、 旧制度-why
托克维尔不仅对大革命有所描述，更对旧制度的状态进行了详尽的叙写和分析。在这种分析下，大革命时代中旧制度的几个反常便凸显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欧洲旧制度相同，却到处陷于崩溃的境况。
欧洲尽管各个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但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且都源于同一种精神。然而，18世纪欧洲整体到处濒临崩溃。一般说来，这种衰落在大陆东部不太突出，在大陆西部较为突出。托克维尔分析，这种大规模衰弱的原因在于，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相互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他用文学化的笔触写道：“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
其后，托克维尔分析了封建权力在法国比其他国家更使人民憎恶的原因。实际上他是分析了农民的生存状态。
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地产就进行了划分。大革命的结果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这引起了两个改变：第一，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第二，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即由于这种解放，农民本应但并没有减轻负担，农民开始觉得无法忍受。托克维尔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话语：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是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其中的逻辑实际上很简单：如果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税与他有何相干；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力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
即使要减轻人民负担，也会反而激怒人民。例如托克维尔提到：当时的省议会热烈地为农民的事业申辩，但称这些农民为无知粗野的人，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这类恶言冷语在那些准备公布于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可以见到。
中央集权的国家，开明有钱的人纷纷离去的乡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程，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开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农民经常性贫困、受收税员的压榨、居上位者对农民下手冷酷无情，并且有各种不利于消除贫困的格言，如“人们一旦富裕，就很难遵章守纪”。压迫不仅表现在处境恶化，更多的表现在不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这便是他们的生存状态。
但托克维尔又矛盾地写到：“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注资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这仿佛让人无法理解。但每个作家都有其思想的倾向，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表白的：“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托克维尔没有将他的目光局限于农民，而是通过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反映了当时法国阶级差距弱化的情况。并且指出，这些彼此相似的法国人，反而更加相互孤立，每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
若干世纪以来，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封建制度已经消失而又无新的贵族制形式代替它。但贵族仍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分离，他们继续走在最前列，他们自己认为还在起领导作用。资产者却不断发财致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变得与贵族一样富有。教育与生活方式已经使这两种人具有无数其他相似之处。他们同贵族一样，最终也和人民割离。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的我们很容易这种“脱离人民是最大的危险”的观点产生共鸣。因此也很能明白托克维尔所写：“只有当资产者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在无意之中已唤起了民众的激情，对此他既无力控制也无力领导，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不久即将变为牺牲品。”的涵义。
在书的第二编和第三编中，托克维尔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央集权制并非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它中央集权制渗透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而没有与旧制度一同毁灭，这是法国革命的一大特点。
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社会。在18世纪，中央集权制并未阻止城市走向灭亡。按托克维尔的描述，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决定和领导公共工程、单独负责维持各省治安、还要负责济贫和教授致富之术，也包括其政府管理监督、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
政府官员未变，精神却已改观。随着政府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更加扩大，它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开明。它占领了所有领域，与此同时，却变得温和起来，压迫少，疏导多。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与大革命时代的如出一辙，两个时代的行政语言，并没有彼此迥异。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这是它的特点。然而，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经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代理人。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诉求政府，有时连贵族也成了大恳求者。
托克维尔是以一种优美的笔调来写这本书的，这不是单纯的死板的理论，而富有激情。通篇读下来，间或就会感受到这种丰沛的情绪。例如他在旧制度下的奇特自由与国民性，抛开对错与理性的思辨，其间流露出的浪漫与贵族气息，确实是令我神往的。这篇札记，亦将以此作结：
“当时的法国人喜爱欢快，崇尚享乐，和今天相比，他们的习惯更加放荡当不羁，情感和思想更加杂乱无章，但是他们对我们眼下的这种有节制的、有礼貌的肉欲主义一无所知。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倾心于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即使在中产阶级中，人们也从不是一心追求安逸；他们常常抛弃对安逸的追求，而去寻找更美妙而高雅的享乐，他们除金钱之外到处置有某种其他财富，当时有个人用古怪但不乏自豪感的口吻写道：‘我了解我的民族：他们精于铸造和浪费金银，但不会用惯常的信念去崇拜金银，他们随时准备回复到他们古代的偶像——价值、光荣，我敢说，慷慨宏伟——那里去。’”
反思当代中国，国境与人口都大得多，情况相信也更复杂。我们，或许是一个“文化低热”的社会，稳定与发展，人民的安康，毋庸置疑非常重要，但是，我仍盼着，其间有热望。
2015年10月4日 夜
注
- 存疑：此处的拿破仑具体指哪一个拿破仑？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自此结束法国执政府的统治，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1851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那么“第三专制制度”又是何指？
-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第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 原文梯子请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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