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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养母怀里的童年——一种寄居者的审美视角看童年

《城南旧事》:养母怀里的童年——一种寄居者的审美视角看童年

作者: 子衿悠优爽 | 来源:发表于2020-02-18 22:11 被阅读0次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成名作,是一部叙说童年往事的自传体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林海音以儿童视角作为叙事的切入点,通过一个儿童的眼光成功地展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她对童年生活的思念,展现了儿童视角下的人性人情美,以及对老北京独特的心理感受。

    城南旧事(图源:网络)

    1. 作者简介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中国台湾人,1918年出生于日本。1921年,林海音便随家人回到台湾,但当时的台湾为日本所侵占,林海音的父母不甘心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便于1921年举家迁往北平,林海英的童年正是在古城北京度过。对于林海音来说,在北京的几年是她人生的开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都在她的心灵上刻下深深的烙印。如今,作家当年在北京城南的生活轨迹甚至成为一条热门的旅游路线。

    地点路线图

    林海音于十六岁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十九岁的林海音便担任了《世界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主要负责妇女方面的新闻。三十岁时(1948年),林海音与家人一起回到台湾,此后,她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事业。林海音于1953年担任《联合报》副刊主编,她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着力发掘文学创作人才,黄春明、林怀民和钟理和等人都曾受到她的提携。

    1963年,林海音因故离开联合报副刊,五年后,她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纯文学月刊》,在这部杂志创立之初,林海音曾亲笔写了100多封信,向当时台湾许多比较有名的作者进行了邀稿。正是她的这份诚恳和热情打动了许多作者,《纯文学月刊》创办不久,便收到了如潮的好评,产生了许许多多流传至今的佳作。而后不久,林海音又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该出版社曾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小太阳》《和谐人生》《滚滚辽河》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林海音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北京,此番回京,林海音成为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重要使者。她为两岸文学的沟通交流互鉴作出重要贡献。林海音的许多文章和作品都曾被教育部选编进入小学和初中的语文教材:《爸爸的花儿落了》中的片段《迟到》被选入人教版语文课本七年级下册,《窃读记》被选入人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上册。而林海音最著名的作品《城南旧事》,还曾被改编为电影,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2.童眸里的世界:《城南旧事》的儿童叙事视角


    《城南旧事》中作者采用儿童视角来观察成人社会,用小英子充满稚气的眼睛,讲述了五个故事(《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这五个故事结局都以悲剧收场,作者在幽幽地诉说中写出了底层人人生的曲折与生活的艰辛。

    《惠安馆传奇》中,故事的发生地惠安馆是当时在北京开设的为惠安同乡提供住宿的会馆。故事的主人公秀贞就是这会馆看门的女儿,她认识了生活清贫的北大学生思康。两人在端茶倒水间,互生情意并私订终身。后思康因故返乡,承诺秀贞日后来娶,谁料想竟一去不回。秀贞苦苦等待并为其诞下一名女婴。这样的爱情在当时是为世俗所不容的,自然也为其家长所不容,因此女婴被家人丢弃。秀贞失去爱人又失去孩子,精神受到双重打击便疯癫起来。她分不清幻想与现实,整天沉溺在虚幻之中,“哭一阵子笑一阵子的”。她时常把男人穿的大棉袍拿出来“该翻翻添点棉花了”,把年画里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小桂子。然而巧合的是,秀贞被弃的女儿正是英子结识的好朋友妞儿,于是小小的英子便为两人认亲牵头。秀贞和妞儿认亲成功后,英子又资助两人南下寻找当年的思康,希望一家人团聚,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遂,刚寻到亲的秀贞母女就葬身于火车车轮之下。

    《我们看海去》中英子认识了一位自认为可以深交的嘴唇厚厚的大哥哥,“嘴唇厚厚敦敦的,是个老实人相”但他却连窝头都吃不上,为了供在外留学的弟弟上学、养活瞎眼老娘不得已做起了贼,“我那瞎老娘是为了我没出息哭瞎的,她现在就知道我把家当花光了,改邪归正做小买卖,他不知道我做别的”,最后被警察抓走,被周围人唾骂。“他的头低着,眼睛望着地下,手被白绳子捆上了,有一个巡警牵着”。一个淳朴实在的人被黑暗的社会现实逼得做起了小偷,令人痛惜与痛心。

    《兰姨娘》中,出生在苏州的兰姨娘3 岁时为给哥哥看病被亲妈卖掉,14岁被人从苏州带到北京,16岁堕入烟花巷,20岁做了阔老头的姨太太,25岁时便被赶了出来。之后寄居在英子家,兰姨娘与英子爸爸两人互生情愫。英子为怀孕的妈妈鸣不平,于是自作主张替与爸爸交好的德先叔与兰姨娘撮合两人。在小英子的努力下,兰姨娘最终与德先叔远走高飞。

    《驴打滚儿》中的宋妈为了养家糊口,在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后就到英子家做弟弟的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却因无人照顾女儿被送人“送了人不是更省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儿子由于不争气的丈夫的疏忽被淹死,“他掉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宋妈虽是弟弟的奶妈但却是全家的保姆,她对主人家尽心尽力,带孩子视同己出,是一个让英子一家都离不开的好奶妈。故事的最后宋妈在妈妈的劝说下处理好小英子家的一些事务,跟着丈夫黄板牙一同离开了。“黄板牙拍了一下露屁股,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雪地上印下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中全家的顶梁柱爸爸病故。“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童眸中的事物通常是去弊的,在儿童的视角下,周围世界是较少受世俗积习浸染的,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成人传统的功利性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因此在小英子的视角下,我们能看到秀贞、小偷、宋妈等人身上被遮蔽的人性光芒,看到平凡人身上的人性美。小英子以一颗纯真善良的心灵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含着眼泪,大大地倒抽了一口气,为的不让我自己哭出来。我揪揪秀贞裤腿叫她:“秀贞!秀贞!”她停止了哭声,满脸泪蹲下来,搂着我,把头埋在我的前胸擦来擦去,用我的夹袄和软软的背心,擦干了她的泪,然后她仰起头来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调顺她的揉乱的刘海儿,不由得说:“我喜欢你,秀贞。”            ——《惠安馆传奇》
    妈妈说: “小英子,看见这个坏人了没有?你不是喜欢做文章吗?将来你长大了,就把今天的事儿写一本书,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又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不!”我反抗妈妈这么教我! 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的,但绝不是像妈妈说的这么写。我要写的是: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3.养母情结:对第二故乡的童年怀念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城南旧事》集外篇

    林海音在40年代写下这部典型的回忆性小说《城南旧事》,但这部作品并没有流俗于一般意义上对故乡童年的缅怀。实际上,北京远非她的故乡,联系作者经历我们发现北京只是她童年回忆的承载地。一直以来,她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进入这个在回忆中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北京城的。 也就是说,北京虽然养育了她的童年,但于作者而言这种“养”始终是一种寄养,因此,北京在作者心中始终是一种养母的角色。

    与老舍京味儿小说对北京城作为主体描写对象的书写模式不同,林海音的小说中对北京城的感觉是一个对“养母”逐渐接纳的过程。作品中总会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一种客居他乡的外来者的敏感心理。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南蛮子儿”和“北仔鬼”都是相对于本地人来说对外来者的蔑称,戏谑的语调中多少也掺杂了一种置身城外的身份意识。再比如小说文本中对人物语言的描述。

    英子的家人刚来北京时大多是蹩脚的普通话,时不时还会冒出家乡方言来进行搪塞: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

    而英子家之外的人则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

    妞儿这样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秀贞这样说“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
    “就是那个便衣儿破的案,他在这儿憋了好几天了。”有人说。

    语言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它意味着英子一家在北京最初的处境是被感染、被接纳。但随着小英子的长大,她对北京城的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到《我们看海去》,她已经可以纠正妈妈不标准的北京话:

    “你不明白的事情多着呢!上学去吧,我的洒丫头!” 妈的北京话说得这么流利了,但是,我笑了: “妈,是傻丫头,傻,‘ㄕㄚ’傻,不是‘ㄙㄚ’洒。我的洒妈妈!”

    除了语言方面,透过英子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一个长大了的英子对北京城主动靠近和逐渐接纳,以至于到最后发展为一种深深的依恋。

    在《惠安馆传奇》中她写骡马市的佛照楼、西草场、井窝子;结识了北京城内的小朋友之后,她了解到天桥唱戏、城南游艺园;搬家到新帘子胡同她看到了剃头挑子两片铁夹子“唤头”弹得嗡嗡作响,写打糖锣的挑子上得酸枣面儿、印花人儿、山楂片儿、珠串子;革命运动时,她又将笔锋转向路上枪毙人“出红差”的闹革命的男女学生;她写新住处旁边虎坊桥大街上新开的洋货店门口坐满了晚饭后乘凉的大人小孩儿,围着一个装了大喇叭的“话匣子”,还有化了浓妆、穿着月白竹布褂黑布鞋,要到广和楼去上夜戏的富连成科班孩子“烂眼边儿”……

    英子对北京城的认识从来不是刻意学习,而是在每一次人事的领悟中叠加的。她的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身边人的离开,天真痴情的秀贞、可爱又亲切的妞儿、面相老实可以推心置腹的小偷、照顾她日常饮食起居的宋妈、走出恶劣家庭的兰姨娘、一直爱我的父亲。小英子和这些人在北京城发生的故事加深了她对这座城市最深切的体认。这也使得林海音笔下的北京城具有她的独特标识。

    说到底,“城南旧事”实际上是成年后的作者回望过去的“童年往事”,这也决定了小说的观赏姿态应该是一种怀旧的深情眺望。特别是当她1948年远离大陆奔赴台湾后。对于作者而言,真正回到故乡,再回忆起心心念念的童年,才发现自己的童年早已经和北京捆绑在一起了。而北京城留给她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记忆反而让她在真正的故乡更加清晰。这种养母情结使作者在北京多了一份身份感,然而在故乡台湾又极其怀念。

    《城南旧事》像是一首童年的挽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是少年还是成年,又不管是“养母”还是“亲娘”,北京于英子而言,于林海音而言始终是一种割舍不掉的存在。这份承载着童年回忆的老城,也因林海音的叙述而温情脉脉、亲切可人。

    今天的我们读完之后之所以深受感动,或许我们心中也有那样一个“城南”,或者也有那样一段“旧事”又或者兼而有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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