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科巴在文中提到，要了解发展所产生的效果，不应只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要检视发展所破坏和改变的文化意义和践行，并且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因此我们想通过发达国家建构起来的“饥荒问题”来检视发展，看看他是如何既组织知识，又组织权力，真正将这套话语体系作用到实际的国家发展中去的。
毫无疑问，饥饿从来都是社会悲剧的最大根源，但是我们的文明却不敢正视它，害怕面对这个悲惨的现实。饥饿只是平民的体验，大家都在有意识的否认饥饿的存在。60、70年代的饥荒，使公众开始关注大规模的饥饿，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土地改革、绿色革命、综合农村发展以及国家综合粮食和营养计划，饥饿的语言变得越来越详细和广泛。并且无论这些“营养问题”是因为什么或者作用的结果是什么，都会有一群专家随时待命，随时为第三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们设计应对策略和项目。而第三世界国家的代名词“饥荒”成为第一世界拥有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权力的最明显标志，隐含着一整套话语组织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这里不得不提三个重要的要素：知识（学科）、组织（权力）、计划（实际操作）。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世界国家，绿色革命遭受挫折，并未解决或是缓解饥饿问题时，专家们提出要创立一门新学科——粮食与营养政策规划，在短时间内出版了大量相关的著作，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开始开设这门学科课程，培养专门的规划人才，为这些计划的实际推行提供人才储备的可能性；哥伦比亚也无可幸免的被纳入计划之内，专家为他们制定了一项以小农为关注重点的综合性农村发展策略。加拿大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提到，专业话语提供了一些分类类别，根据这些分类类别，“事实”能够被命名和分析，因此这些专业话语在建构现象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些现象正是该系统所认识和描述的。[4]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饥饿”这一事实就是被建构出来。我们对于第三世界“饥饿”的认知，逐渐在这些组织的操作下，变成一种意识形态。“饥饿”的话语促进了社会的意识传播，提供了图式和方法，将当地的现实置换成标准化的概念和类别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于“饥饿”形成原因的真实认识，也为发达国家推广发展这一话语体系提供了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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