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6日， 《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和民生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的联合著文——“重塑中国经济！六个城市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春江水暖鸭先知。无论是姚余栋，还是管清友，他们都长期淫浸国内外一线宏观经济变化，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变化的新迹象、新态势，极为敏感，要远远强于学院派学者，让人们能够收获更多的启思。
一、巨变中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
在“重塑中国经济！六个城市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一文中，两位作者明确指出，“2015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2%，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对应的占比分别为51.5%、37.0%、24.9%、22.6%和14.7%。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重点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城市人口分布结构，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先不说其研究结论准确与否，但是，该文透露出来的时代气息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当前中国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巨变中。这种巨变在刚刚推送出来的另一篇文章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即，由网名为“葫芦娃”的作者，在“米宅米宅”上推送的题为“对不起，香港！你已沦为环深城市！”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GDP的数据变化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香港曾奇迹般的升起，又奇迹般的陨落。与此同时，一江之隔的深圳却在异军突起。统计显示，2001年，香港的GDP总量是深圳的7倍，但今天深圳几乎逼平香港。
当香港失色的时候，深圳却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科研创新、产业升级、中国硅谷。香港所错过了互联网、基因生物、智能制造、转运物流，都被河对岸的那个小渔村捡了起来，并成就了一大批群星璀璨的企业：市值近2800亿美元，4万名员工的互联网企业腾讯；营收5000亿人民币，17万名员工的科技公司华为；市值700亿，全球一流的基因生物公司华大基因；市值1700亿，22万名员工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市值3000亿，拥有34万名员工，14架货机，16000台运输车辆，12000个营业网点的巨无霸物流企业顺丰速运……
无论是新一线城市的美好愿景，还是深圳对香港的超越，折射出来的是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城市自信，而且还折射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大陆城市经济地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开始了从“矮丑挫”向“白富美”的质变跨越阶段。当前，也正是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处于千年未有变局的临界点上。
在“理解南京基因：绝无仅有的区位，独一无二的性格”一文中，我曾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之中”。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沿江高铁、武汉城市群、郑州城市群、长沙城市群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区域节点城市战略进入国家层面，在国家政策与时代机遇的双重冲击下，无论是传统的东部强市，还是新兴的中西部以省会为代表的新锐城市，正在深刻改写着数千年来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版图。
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与传统农耕经济状态下，受资源条件制约，在一个历史时期，往往只有一个中心城市不同，随着经济能力的成长、技术手段的进步，中国具备了支持多个超级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自2016年以来，包括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在内的强二线城市，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风光无限。这些城市在经济体量上都已经超过或接近万亿元，在人口规模上基本上都在千万人左右，直接把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推进到了“诸侯称霸”的新时代，城市发展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阶段。
二、正在定型化中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
巨变，就在眼前，就在身边。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从“矮丑挫”向“白富美”的变化呢？这一变化，其发展意涵是什么呢？未来前景又是怎么样呢？
我认为，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与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千年未有之巨变同步的是，处于质变临界点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也正在进行深刻的“定型化”。
何谓定型化？这一提法的首次出现，是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中。这也是邓公1992年的南巡讲话系列，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可以看出，“定型化”的意涵至少有三层：一是制度本身从变革态进入了稳定态，即，不会发生大的制度变动；二是定型化的制度，也是较为成熟的制度，是经过实践长期磨合与调整后的制度；三是定型化后的制度，将会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制度。
从时间节点上看，今年已经是2017年，距离邓公1992年提出的定型化想法，已经有25年之久，基本接近其所设想的“再有三十年的时间”。
当然，这是邓公关于改革开放“定型化”设想的制度层面，其实，中国现代化是在多个维度同时展开的，这一实践特征意味着，“定型化”绝不仅仅局限于制度层面。事实上，与中国制度从量变向质变飞跃同步的是，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也正在经历从量变向质变的定型化。
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定型化的意涵，同样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定型化后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将从变革态进入了稳定态；二是进入稳定态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基本划定了各区域主要城市的经济地理势力范围；三是除非发生重大技术变革，否则定型化后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基本秩序。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可以理解当前正在上演中的城市在人才、资源与定位上的大博弈、大争夺，实质上是各个城市基于即将定型化的城市格局而展开的城市竞争与城市战争。
三、究竟是新一线城市的呓语，还是强二线城市的宣言？
城市经济地理的定型化之争，可以在多个维度观察到：从单体城市的首位度之争，到多个城市联合体的城市群之争，以及不同能级与层级的城市所展开的“晋级”之争，如二线城市向强二线城市的“晋级”、强二线城市向新一线城市的“晋级”等等。
在定型化之争的多个维度中，处于舆论风口的无疑是从“强二线城市”到“新一线城市”的“晋级”之争。
“强二线城市”，作为一道秀丽风景而横空出世，也就在这两年。2015年，刘晓博在“7个‘强二线城市’的撕逼大战”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作者把“强二线城市”定义为：“GDP超过8000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两个条件全部符合，就可以入选。（基于2014年数据）”
在作者看来，当时符合条件、能够入选“强二线”的城市只有7个，分别是天津、重庆、成都、杭州、苏州、南京和武汉。其中，在2013年度，武汉仍被列入“弱二线城市”城市之首，但随着长江经济带概念提出，以及武汉各项数据的进步，2014年度武汉进入了“强二线城市”行列。
“强二线城市”现象的出现，反映的是继北上广深外，中国城市序列中的第二梯队出现了大分化，部分佼佼者率先脱颖而出，相对于二线城市中的其它城市，在经济规模、发展潜力、辐射影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此后，“强二线城市”作为一种现象，大规模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处于名单中的各个城市，也都与有荣焉，更加信心百倍地要建设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名明天。特别是，“强二线城市”现象在去年更是得到了人们集中的关注与探讨。
“强二线城市”，是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征，在反映现实最新变化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单中的城市，原本与有荣焉的“强二线城市”名头，似乎没有让它们摆脱依然是“二线”的梯队尴尬，于是满足人们虚荣心的“新一线城市”名头又开始兴风作浪。
在“重塑中国经济！六个城市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一文中，姚余栋、管清友在综合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常住人口指标、新增专利指标、房地产价格等主要指标后指出：“杭州、天津、南京、苏州、成都、武汉等城市，有成为一线城市的潜质”。
似乎是担心名单范围过小，可能引起落选城市的反弹与争议，在引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其原文表述为“战略”，这是不准确的，严格表述为“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以及高铁及其站点的影响后，姚余栋、管清友二人又给出了一个扩大版名单：“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城市有杭州、天津、南京、苏州、成都、武汉，而重庆、宁波、青岛、厦门、西安、无锡、长沙、郑州和合肥有望成为准一线城市”。
可以看出，在姚余栋、管清友把“新一线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城市”，共有六个城市入围，分别是杭州、天津、南京、苏州、成都、武汉等；第二个层次为“准一线城市”，共有9个城市，分别为重庆、宁波、青岛、厦门、西安、无锡、长沙、郑州和合肥。
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准一线城市”，对于入围城市来说，重要的是，都不再是“二线城市”，这是其城市发展愿景上的一个“晋级”和“质变”。然而，对“一线城市”的批发式扩容，其合理性究竟有多少呢？其依据究竟是什么呢？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从姚余栋、管清友提供的证据与理由上看，之所以要有这么“一线城市”的原因似乎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外的经验是这样的——即，“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对应的占比分别为51.5%、37.0%、24.9%、22.6%和14.7%”。中国一线城市与之相距甚大，所以要一线城市大有可为。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城市，才叫做“一线城市”呢？在这个问题上，姚余栋、管清友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是代之以具体的城市，即北上广深是一线城市。故，尽管其没有给出关于“一线城市”的定义，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能够大致推测出其一线城市的主要特征，即，要向北上广深看齐。
事实上，当我们对照“一线城市”的标准与证据，就可以看出，这一新概念，更多的是噱头，而非现实。原因在于：
一，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一线城市需要足够的规模。规模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量要上台阶，二十城市吸纳的人口要足够多。从前者看，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准一线城市”，其在经济体量上与现阶段的北上广深差距非常明显，且这种差距，几乎是无法填平的。从后者看，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人口都已经过千万，其中，北京和上海，更是超过两千万，而观之其余城市，大部分没有达到千万。
二是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一线城市需要足够的质量。从质量维度看，入围城市似乎表现不错，但是，一线城市最核心的质量，就是其辐射力与影响力。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作为创新中心的深圳，都具有全国甚至全球影响力，而名单中的入围城市，甚至区域影响力都有限。例如，位列“一线城市”名单的南京，其向东影响力超不过镇江、扬州，向西影响力也就在滁州、马鞍山。显然，与真正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不可同日而语。
三是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新一线城市”的时代机遇已经不复存在。北上广深的兴起，既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中，又累积了大量国家政策与资源的支持。可以说，几乎是以举国之力来实现的。甚至直至今天，这种举国之力的支持还依然可见。如，南水北调的东中西三线工程，就是以国家之力，为北京的一线城市地位保驾护航。这种待遇，是后发的这些所谓“新一线城市”想都不要想的。另外，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已经接近了60%，进一步提升的潜力非常有限。换言之，由高速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新一线城市也不可能再经历。例如，以南京为例，近五年来，净增人口只有30万人。事实上，仅就毕业生而已，南京每年都有大几十万人，然而，他们却纷纷用脚投票，出走了南京。这样一个缺乏人才吸引力的城市，要想跻身为名至实归的“新一线城市”，几乎是天荒夜谈。
四是以北上广深为参照对象，“新一线城市”几乎没有重大事件来助推其实现质变。在“金砖会议：吹响厦门城市发展“镀金时代”的新号角”一文中，我曾指出，在城市发展中，重大事件始终是驱动城市提档升级的极为难得的契机。第25届奥运会的举办，让巴塞罗那从一个普通的中等城市，一跃成为西班牙最大的商港和工业中心、欧洲第七大城市和世界著名旅游热点地区；第26届奥运让亚特兰大成为美国东部的工业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美国第二大通讯发达城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则让北京整个城市旧貌换新颜，成为一座悠久历史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尽管没有举办诸如奥运会这样的重大体育赛事，然而，却是国际级政治会议、经济会议、文化会议，以及专业性体育盛会的举办地。与之相比，“新一线城市”，几乎不可能得到如此重磅事件的垂青与眷顾。
巨变与定型，是当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在上演中的盛事。对于置身于中的城市来说，新概念固然能够振奋人心，然而，往往也会脱离实际。与其在新概念的幻觉中自嗨，不如在新时代的机遇中脚踏实地、乘势而为。“新一线城市”不可取，老老实实地先做好“强二线城市”，才是新时代下各个城市发展与规划定位的理性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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