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哦

“记工哦”！晚饭后，生产队会计拖长了声音大喊一嗓子，外公拿着记工的小本本去队长家里记功去了。

在我小时候，还是大集体时代，土地集中在集体，分成生产队，男女老少都在生产队干活。队长家屋檐下悬着一截钢轨，每天一早，队长敲响铁轨，铛、铛、铛、铛……村民们陆续从家里出来，扛着各种农具，拉长了队、慢慢悠悠去地里，懒懒散散干着活，听到队长喊“收工啰”，便一窝蜂往家里赶，家里还有一堆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妈妈做饭。午饭后队长又铛、铛、铛敲响钟，大家又极不情愿的往地里去，等着队长叫收工。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那时，村里一个壮年劳动力干一天活记十个工分，女劳动力是八个工分，老人和小孩子更少一些。为了多赚工分，五六岁的孩子也要为生产队放牛，放牛可以赚四个工分。我家里只有外公和母亲赚工分，父亲有工作，外婆缠过小脚，不能上工，只能在家里做饭，喂猪。生产队的牛没有小孩子多，我姐弟四个都没有捞着放牛的机会，因此工分极少。

按计划，我们属于棉区，生产队主要种棉花，每年都有上交棉花任务指标。另外有些地种粮食和其他作物，粮食和其他作物没有任务，就直接在队里分掉。分东西有时按人口来分，有时按工分来分，每次都不一样，全凭队长临时决定，劳动力多的希望按照工分来分，他们的意见常常占主导，我家人口多，工分少，分到的东西总是比别家少。

到了年底，村里按照工分来算账，所有分的东西都要折算价格。记得有一年，生产队一个工（一个壮年一天的工作）折合八分钱，那时最便宜的白糖冰棍是两分钱一根。卖冰棍的来了，我们姐弟眼巴巴望着母亲，母亲极不情愿层层打开手绢，从里面掏出两个一分的硬币，一根冰棍，我们姐弟四人轮着一人舔一口。因为工分少到年底还欠着生产队的钱，队长过年前来催要，家里却拿不出，母亲只好一再求情，注定每个年都很难过。村里有手艺人，他们要是有人请去做手艺，还要花钱买工分，做手艺多少能赚点现金，比赚工分要划算。

我记事时，不再那么激烈割资本主义尾巴，每家分了一块自留地，村里有上交生猪的任务，还配一块猪饲料地。自留地和猪饲料地，各家随便种，收入都是自己的。每天从队上收工，母亲还要去自家的地干活，几乎没有片刻的歇息。自留地通常种些花生，芝麻，拿到县城去换点零钱。母亲等我们睡着了，把花生炒熟，大侵早赶十几里路到县城卖，一毛钱一把卖给上班的职工，再赶回来上工。

我小学毕业时，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那时的口号是：“上交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生产力一下子得到解放，生活陡然变好起来，家里的花生母亲由着我们姐弟偷偷地炒来吃，母亲还特意种了些甘蔗，给我们当零食。改革开放从乡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各行各业渐次搞活了，从赤贫到繁荣，父辈们看到这样的变化，感慨不已。

好的体制带来的是繁荣，体制不好人们再勤劳也不能致富，体制才是第一生产力。每个人都期望过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需要好的体制保障，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们，要努力促进体制向好……这个功在千秋

……

作者：王瑜

202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