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毛泽东渊博知识和政治智慧的重要来源，也伴随并指导着他投身革命实践的各个阶段，在伟人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以毛泽东不同阶段的阅读经验和社会实践，反映了他对读书的酷爱并非只是书斋式的学问研究，而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早年的毛泽东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读书的传统品德；而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实践的道路，便自然而然地将书中所得运用到救国、治国的革命实践当中。
【精彩书摘】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2岁起到8岁，大多数时间寄居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的私塾里玩耍。虽然年纪尚小，但幼时的毛泽东有时也能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背书。在父亲正式把他送进学校之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这与此后的私塾学习内容是一致的。因此，虽然毛泽东8岁以后的学习间有中断，但他幼龄时的启蒙教育却颇有渊源。在记忆力惊人成长的幼年阶段，亦师亦长的影响总是比单纯的拜师学习似乎更能让学童得到益助与关爱。在那里，毛泽东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一些其他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因中间有务农的两年多，总共大约是八、九年的时间）对少年的毛泽东来说固然枯燥无趣，但终年的强化练习，乡间尊儒的风尚引领，出于学习而生硬记忆的知识却为毛泽东打下了文化基础，并且在青少年阶段逐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奇与探索，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用起一些传统知识往往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儒家经典里真正的智慧，经过岁月交替、兵火烟尘的过滤与沉淀，将与来自西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加以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这恐怕是少年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对陈独秀，毛泽东是极为崇拜的。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的一次交谈中，表达了对陈独秀强烈的钦敬之情。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文章的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哲学命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就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经历及表现，可以看到一代伟人青年时期的成长是在大时代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不仅有自觉的为国家奋斗的理想追求，也有《新青年》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的濡染，更有以《新青年》为中心不懈战斗的思想文化大师们的点拨与帮助。
1919年12月，湖南各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作为逐张代表第二次去北京。他在北大图书馆热心搜寻和阅读为数不多的介绍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并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撬动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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