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那个盛夏，我躲在后溪考场的树荫下，吸着别人半坡起步喷出的尾气，抱着《1Q84》，等着下一趟准备考试的车。也就在那时，我记住了萨哈林岛。村上春树在《1Q84》里大段大段地引用着《萨哈林旅行记》的原文。深绘里在天吾家借宿的那晚，天吾读书给她听，选的正好是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粗壮矮小的吉利亚克人是萨哈林岛上的原住民，他们从不洗脸，身上散发着浓浊的恶臭，但本性却不好战、亦不喜欢争论和殴斗。他们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马路已铺好的地方，他们照旧在密林中寻找道路，似乎这样才能明确自身存在的意义。
村上春树在文艺圈里掀起的阵阵浪花，让一个有一个的小众乐手、作家、画家，以及一本本书，一张张专辑被更多的人从旧物堆里翻出回味。唯独《萨哈林旅行记》似乎是个例外，大概这是一本太不文艺的书了。就连契诃夫本人也说，这本书里绝对没有文学性的叙事，而只是一件“粗糙的囚衣”。
这段从莫斯科到萨哈林岛的路上，没有令人动容的风景，没有在阳光下惬意的慵懒，没有任何一点关于诗和美的吟诵。在长达近一万俄里的险恶路途中，契诃夫遭遇了被马车撞、被洪水围困、险些在暴风雨中翻船等厄运，途中天寒地冻，他病倒在途、几次咯血，肺结核的病根就此种下。就算是到了作为目的地的萨哈林岛，契诃夫也未在意那太平洋的风，在意寂寥肃穆的山与海。他是去看狱卒的鞭子，看流放犯们的泥房，去看一座求自由不得的地狱。
所以，这是旅行吗？这的确不是《旅行的意义》所说的“旅行”，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是一段不再回头的出走，是一次最彻底的告别。这一万俄里的路，让一个作家从迷惘走向觉醒，从自我走向伟大。
到了最无情的地狱，见过最绝望的监禁，方才看到最为温暖的天堂在何处，而最为宝贵的自由为何物。从萨哈林岛回来后，契诃夫先后写完了《第六病室》、《匿名者的故事》、《在流放中》等许许多多饱含人性光辉的作品，为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人们，带来了更多思考的光明。
我们并不一定要如契诃夫一般，也踏上这么艰辛的旅途，但我们都可以从这本《萨哈林旅行记》里，再重新审视旅行的意义。我们热爱旅行，是因为想摆脱包围着自己的狭隘的生存环境。虽然技术和物质越是进步，距离和沟通越不是问题，但人的生存环境往往就越狭隘，因为纯粹意义上的距离移动的功能已经被通讯技术所剥夺。但越是为物质所囿，人或许就越向往“别处的生活”——哪怕是暂时的。但是别处就真的有我们所期待、向往的生活了吗？而且别处究竟是在哪里？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这样写到，现实就是一个医院，每个人都在更换自己的病床。所以，我们一直渴望离开，只要离开。这种病就是孤独和对现实的无奈。
此刻我想起了毛姆，毛姆的一生都在路上。他在精神上是极其孤独的。与其说是他在旅行，还不如说他是在流浪。他不知道他到底应该呆在什么地方，他究竟属于哪儿。除了在里维埃拉的“毛庐”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住处，我们总是看到他在不停地搬迁。这是一个没有“本宅”的人。毛庐的辉煌与隆盛（一时间门庭若市），并未改变他没有本宅的事实。因此，他只能不停地游走。“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他可能在冥冥之中觉得在前方的恍惚中有他的本宅。但他总是无法接近它。等真的走到它跟前时，他除了扫兴就是一片怅然若失。因此，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归来——出走——再归来——再出走的毛姆。
终其一生，我们都在现实中寻求一条改变现实的路
或许，走在路上，就是人生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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