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还在为爱群大酒店开业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后的广州，会变成恐怖的死城。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已播迁韶关，大批工厂、学校也已迁往粤北、广西和香港。
仅香港一地，到1940年下半年，就有432家已注册或未注册的内地工人迁入。广州大学、国民大学、岭南大学、知用中学、广州大学附中等大、中学校，也都在沦陷前把学校搬到香港、九龙、新界各处。
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包括作家、记者、演员、画家、教师等，纷纷逃离烈焰中的广州，或随政府去了粤北，或跑到香港避难。广州人口从130多万人骤然减至只剩90万人。
广州的荒凉，从商业的急速衰败，反映出来。高第街曾经是人气旺盛的商业街，沦陷后棉布批发几乎完全停顿，只剩下50户布商，苦苦支撑。
作为南方棉布批发中心的杨巷，更加惨淡，只剩下十几户布商，勉强维持着。
大新街原来是各种民间工艺荟萃之地，牙雕、玉雕、木雕、珐瑯、银铜器皿、弦索乐器、扇子、炭相瓷画等店铺，从十三行时代传承下来，繁花似锦。
1935年，广州全城有55家玉器作坊，其中33家在新路，占了六成。但一夜之间，铺头执笠（倒闭），人员星散，好似山崩一般。
曾经骈门连室的象牙店铺，1942年仅余19间，凋零之状，惨不忍睹。珐瑯从此停产，抗战胜利后也未能恢复。玉器行业的祥胜、崇德两个玉器墟，相继歇业。
商家纷纷收拾细软逃难，工匠流离失所，或逃回乡下避难，或转行另谋生路。
在国际博览会上夺得金奖的牙球大师翁昭，因生活贫困，被迫将两个女儿卖给他人，自已做了小贩，沿街挑菜叫卖。
有的牙雕工匠转行云做人力车夫，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牙雕工匠，甚至饿死在大新路马路旁。“瞓（睡）石，褛（盖）席，枕木屐”，成为艺人们悲惨生活的写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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