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作为豆瓣上近十年来第一个九分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中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的真实经历。电影中出现的治疗白血病的药物格列宁，其原型是诺华制药公司的抗癌药格列卫，格列卫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它将致命的慢粒白血病变成了一种可以通过规范用药即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但正如电影中呈现的，格列卫加个昂贵，据相关数据在2013年以前的中国，它一个月药量的售价为2万多人民币。但与电影中不同的是，主人公陆勇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他在去印度的前两年里光吃这种药就花费了50多万元，面临价格昂贵的药物，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去亲自尝试印度药企生产的一家仿制药，但幸运的是药效起作用。于是陆勇开始把这个药物推介给更多的病友，并帮他们从印度代购仿制的格列卫，而仿制格列卫的价格比正版要少将近两三倍，这让很多有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家庭看到了希望。几年后，陆勇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被补，原因是格列卫在中国有专利法保护，从法律的角度看，印度产的仿制格列卫是假药。陆勇被关了135天，有1002名癌症患者为他联名写信声援，检察院最后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陆勇被释放。也许电影中的主人公是经过美化和加工处理的，但影片中描绘的癌症病人的生存处境，却是真实的，他们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耗费积蓄，正如影片中的一句话：“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警察领导，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便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看完整部影片，其实最受到人们讨论的就是抗癌药的价格问题。那为什么这种救命药价格会如此昂贵？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药研发的成本就开始暴涨，每种新药的研发都是一次投入十亿美元的冒险，因此只有有利润的支撑与驱动，才能让资金投入到一次可能会血本无归的冒险之中。除了研发成本，如果药物在上市后遇到了患者有不良反应而提起诉讼，巨额的赔偿金额又可能让制药企业走向破产，因此高风险的未来也是制药公司将其定价高昂的原因之一。此外，在专利法的保护下，制药公司对于新药的销售和定价也有着绝对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中主人公销售仿制药被逮捕的原因。

如何去降低该类抗癌的价格，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分别是以下三个途径：（1） 新药专利到期。新药的专利期通常是十几年到二十年不等，从申请之日开始算起。随着专利到期，仿制药进入市场，专利药的价格一般会降到原来的 20%，仿制药的价格更低，有些只有专利药的二十分之一。格列卫 2013 年专利到期之后，国内仿制药刚进入市场时，售价是 4000 元一个月，最近的价格更是降到 1000 元一个月。加上医保负担的部分，普通人已经能吃得起了。（2）国内立法，强制许可。2001 年，WTO 的多哈宣言允许各国在出现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实施对于药品的强制许可——哪怕药品仍然处于专利期内，也可以强行仿制。印度可能是利用药品的强制许可最为纯熟的国家。巴西、泰国和南非等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国家，都曾经用强制许可，在本国提供便宜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中国目前没有通过对任何一种专利药物实施强制许可来降低药价。（3）药价谈判各国政府会通过国内的广大市场来进行谈判, 降低药品价格。中国由医保基金出面的国家药价谈判，经过了 16 年和 17 年的两轮，将十几种抗癌靶点药实现了大幅的药价下降并进入了医保目录。比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易瑞沙，从 15000 元降至了 7000 元。

抗癌药高昂的价格也让人不禁想问，其价格与使用价值是否成正比？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抗癌药多为靶向药、免疫疗法相关药物，价格均不菲。与公众印象中的生命无价不同，健康经济学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疾病与生命计算价格。英国公立医保系统 NHS 下属的国立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便是这种给生命估价的研究机构中的佼佼者。它们通过 QALY（生命质量改善年）来衡量药物的疗效。根据 NICE 的测算，一个药物能够带来一年的生活质量改善，它便可以值 5 万美元。不过，虽然贵价癌症新药是热门，但并非所有的病人都适用价格高昂的靶点药。因此，一些价格相对较低的经典的癌症化疗药物，仍然在癌症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

现在还存在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即还有很多疾病无药可治。因此激励制药公司投入新药的研发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不断创新与研发，才能在人类面对疾病时有充足的准备，这无疑是一项促进群全人类健康的重要任务。而新药的价格仍是一个问题：如何做到既保证制药公司的利润投入新药研发，又要约束资本无限逐利保障患者生存权。也许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机制去促进政府、医疗机构和患者去参与药物制定的参与，保证了患者固定、生产量固定的同时，去降低药价。与原料药价格相比，癌症病人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自身的家庭情况。正如影片中身患癌症的角色，无论是为了不拖垮家人离家出走的黄毛，还是为了不拖累妻儿选择自杀的吕受益，他们其实都想好好活着，但穷是原罪，买不起要就没得治，就得等死，这就是影片和这个社会最残酷的地方。

这便是电影的价值，能够将一些社会化的问题放到银幕和舆论上让人们去反思与思考，然后通过行动不断去完善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让制药专利制度和抗癌病人得到关注，希望未来人类的健康与制药公司的获利能够达到一种平衡，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