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中国古代虽未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大学教育及精神却长期存在。例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首开学术自由之风气,容纳百家,允许学者“不治而议论”,各家各派竞相讲学、争辩,自由游学,因而学术蓬勃发展,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
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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