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阳全集》第八卷《文录五》
原文：
妻侄 诸阳伯 复 请学，既 告之以 格物致知 之说矣。
他日，复请曰：
“致知者，致 吾心之 良知也，是 既闻 教矣。
然 天下事物之 理 无穷，果 惟致 吾之 良知 而可 尽乎？
抑尚 有所 求于 其外 也乎？”
复 告之曰：“心 之体，性也，性即 理也。
天下 宁有 心外 之性？宁有 性外 之理 乎？
宁有 理外 之 心乎？外心 以 求理，此 告子‘义外’之说也。
理也 者，心之 条理也。
是理 也，发之 于亲 则为 孝，
发之 于君 则为 忠，
发之 于 朋友 则为 信。
千变 万化，至 不可 穷竭，而 莫非 发于 吾之 一心。
故以 端庄静一 为 养心，而以 学问思辨 为 穷理者，
析 心与理 而为 二矣。
若 吾之说，则 端庄静一 亦 所以 穷理，
而 学问 思辨 亦 所以 养心，
非谓 养心之时 无有 所谓 理，而 穷理之时 无有 所谓 心也。
此 古人 之学 所以 知行并进 而收 合一 之功，
后世 之学 所以 分 知行 为 先后，而 不免于 支离 之病 者也。”
曰：“然则 朱子 所谓 如何 而为‘温凊之节’，
如何 而为‘奉养之宜’者，非 致知 之功 乎？”
曰：“是 所谓 知矣，而未 可以为 致知也。
知其 如何 而为 温凊之节，则必 实致 其 温凊之功，
而后 吾之知 始至；
知其 如何 而为 奉养 之宜，则必 实致 其 奉养 之力，
而后 吾之知 始至。
如是 乃 可以为 致知 耳。
若但 空然 知之 为 如何 温凊奉养，而遂 谓之 致知，
则 孰非 致知 者耶？
《易》曰：‘知至，至之。’
知 至者，知也；至 之者，致知 也。
此 孔门 不易 之教，百世 以俟 圣人 而 不惑 者也。”
白话翻译：（主要摘自于“臻于至善”老师《王阳明全集》笔记）
妻侄子 诸阳伯 又来请教 为学之道，
我就把 格物致知的 功夫讲给他听。
过了几天，他又来请教：“致知的意思，是要 致 吾心之良知，
这一点您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天下那么多事事物物，事物之理无穷，真的只要致我们的良知就可以穷尽事物的理吗？
还是说有些理也要在良知之外去求呢？”
我又对他说：“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
天底下难道有心外的性吗？难道有性外的理吗？
难道有心外之理吗？
在心之外求事物之理，这就是告子“义外”的学说。
理，就我们心的条理。这个理，发用于父母身上就是孝顺，发用在君王身上就是忠，发用于朋友身上就是信义。千变万化，以至于不可穷尽的理，都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的。
所以说那些用端庄静一功夫养心，用学问思辨功夫来穷理的人，就是把心和理一分为二了。
如果按照我的学说，那端庄静一也可以穷理，而学问思辨也可以存心养性，绝不是说养心的时候就不去求理，穷理的时候就不用心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为学可以知行并进而达到知行合一功效，而后世为学因为先知后行反而导致支离决裂的原因。”
诸阳伯说：“那朱熹先生所讲的该怎么做温清定省的节目，该怎么学习奉养父母的方法，难道不是致知的功夫吗？”
我说：“那顶多就是知道，不能说就是致知了。
知道如何做温清定省，必须要在父母身上着实的用温清定省，然后我们就知道到底父母适合哪种温清定省的方法，节奏，我们自己能接受哪种方法和节奏了；
知道如何奉养父母，必须要着实的在父母身上实践，然后我们就知道父母的身体和习惯能接受哪种奉养方式，我们又能接受哪种奉养方式了，尽心而已，这样才叫致知。
如果只是学了一些温清奉养的规则，就认为是致知，那致知也太简单了。《易经》讲“知至，至之”。知至，就是良知；至之，就是致良知。这是孔门万古不变的教诲，百世以后即便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变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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