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与其说是研究报告,说是日记、笔记或非虚构小说来得更贴切些。
依据文献研究完成博士论文的新人类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被夸大,而老教授坚持田野调查的“神祇崇拜”不可毁。对巴利,田野调查或许处于兴趣,是解析改变某种社会状态是抬举他了。让学生安静10分钟,认真(也许还送上崇拜的眼神)听他讲用人生经历形成的故事;这个故事能“赐予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使用那类渺小凡人无缘使用的句子,这才是这次田野调查经历最直接的收益。依照作者文笔所营造的风趣人格,脑海浮现出他翘起二郎腿,叼着烟斗,耍耍略长的刘海,以“是呀,想当年,我……”开头,全身散发崇高光芒,侃侃谈起非洲调查。
确立研究兴趣是文化象征主义和信仰系统,经过重重困难筛选,作者选择北喀麦隆多瓦悠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巫术和其野蛮。
相较于头颅崇拜带来不可思议;等待割礼所历经的天不应时、地不合利、人不快和;气候的巫术预知等,作者的坦率“其(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更让我着迷,也揭开民族志看似轻而易举的田野研究报告背后的权利游戏。
为了田野研究,作者从海量资料、深入探索自己喜好,跟同行反复交流,终于确立了研究对象。比起研究技巧的探究,作者先学会的是乞讨研究经费的艺术,以及与各国各层级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迂回和耐心。作者只能对天生有强大语言天赋的人类学家望尘莫及,他在门口对着所有经过的多瓦悠人反复练习,“今日,你的天空可清朗”,有时再补“田里如何?”或者“你打远方来吗?”,直到最后,没有助手在旁,他仍不敢轻易说话,乱用这门语言是有生命危险。对多瓦悠禁忌有些好奇,更想窥视他跟助手间的拔河比赛,助手寄希望于巴利的钱改善生活,他认为巴利就应该为他解决贫穷,但巴利已经给了足够的钱。除了 追着记录祭祀,发生在自家门口那些琐事恐怕也足够出现掉发危机吧。跑赢证件的纠缠,砍杀血液病毒细菌,跟真假不辩的多瓦悠人斗智斗勇,还有被洗劫一空的转机旅行,重来一次,一群毛毛虫将所有努力都付于黑压压的小米田地。
但是:
“啊,你回来了。”
“是的。”
“乏味吧?”
“是的。”
“你有没有病得要死?”
“有。”
“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也许终极一生所赋予的意义,不如承认这是个自私的学科。我所标榜的独立,不如也承认我只是个自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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