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福音传入中国以来，厚重得密不透风的传统文化一直在狙击着福音的启示与更新。齐宏伟老师继《书中之书讲演录》之后，又写作了《启示与更新》一书，从中国文化的所长与所短谈起，部析了中国文化的美丽与苍凉，中国人的困境与出路，以及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构建终极信仰。先破后立，从儒释道三家之“破”，到圣经成圣之路之“立”。书中不乏深邃思想和精妙语句，特摘录如下：
真有作为无限者的天道、造物主和绝对真理吗？这好比问：对湖来说，真有大海吗？它毕竟从没见过大海！这其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因为湖的心早就知道了。这涌动不息的心难道从没有朝大海流动的渴望？只要给湖开一道小口子，它不就开始流动起来，要流到大海里去？这是水的本质所决定的。人的本质也是如此。人的本质不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而是宗教属性。你可以哄你的心安静下来，但你的本性却总是动的，它动的时候，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朝向，那就是朝向海的方向，朝向无限的永恒的方向。我给人下的定义是：人是朝向上帝而活的、有肉体的灵魂。
中国文化岂不也显明：人是渴望“天人合一”、与神同在的灵性活物？ 人的心里有一种神圣不安，只有神圣才能满足。我们这一生不断以流浪印证家园的存在，以空虚印证实有的存在，以短暂印证永恒的存在，以谎言印证真理的存在，以歧路印证正路的存在，以死亡印证生命的存在，以此岸印证彼岸的存在。
真正能给中国文化带来改造活力的，只能是精神和信念，而不是制度和物质，而这精神和信念，不是西方的，而是宇宙性的和带有属天性质的。
我觉得忏悔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内在制约或外在制约的问题，而是忏悔对象的问题。我们忏悔的对象若是同样有局限性的人和社会，就注定了只能是肤浅和片面的，常常是半途而废。我们必须面向上帝本身，面向真理本身，面向无限完美的价值秩序本身进行交流，从而发现我们存在性的亏欠，才能开始真正忏悔。
每个人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也都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不管哪个国家民族，不管古人今人，人人“本能”即知。上帝通过什么告诉人祂的存在和神性呢？一是通过外在自然，二是通过内在良知。这两样不是“证明”上帝存在，而是“显明”上帝存在。我们越仔细观看这个精妙、神奇的宇宙，越仔细审视内在复杂、普遍的良知，越会欣然承认这两者都告诉我们有一位伟大、智慧的设计之主和创造之神存在。所以，康德说得好：有两件事物越思考就越觉得震撼与敬畏，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它们共同向我印证，上帝既存在于我头顶上的天空，也存在于我的内心。
在认识真理之前，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首先需要被真理洁净与光照！这就像一个孩子的眼睛被涂上了泥巴，他在认出爸爸之前，需要爸爸先用清水帮他把泥巴洗掉。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以人为本、人能弘道的理念，而是以神为本、道能弘人的思路。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思路。
一个人若不想随时为了真理而牺牲自己，就必定会随时为了自己而牺牲真理。当然，这里的真理指绝对真理，而不是那些打着真理旗号的谎言。
我刚开始读圣经时，纯粹当成神话故事来读。当然，我也知道，这本书的确和其他神话故事不同，它的叙事完全是以平铺直叙的见证方式陈述的。而且，它对人性的穿透，就像X光一样透视我心，常惊出我一身冷汗。…再后来，我把圣经当成西方的文化大典来读，读出了它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也读出了卓尔不群的道德理想。尤其是耶稣的高洁人格和赤子情怀，确实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而，这种高超的道德理想，对我来说高不可及。我每每不愿再读下来，怕榨出我皮肤下面藏着的“小”来。直到有一次，一位基督徒朋友提醒我，说我站在比圣经还高的立场来读经。在他看来，我把自己的理性当成了真理，而把真理当成了我理性批判的对象。我听了很惊讶，就反问他：“难道不该这样吗？”他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不该这样！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上某所学校？难道你是把所有教科书都先拿来钻研、批判之后再决定上学的吗？还是先相信老师和学校，先入学，然后再慢慢地理解书中的知识？”我说：“那还用说？当然是后者！”他说：“对啊，那你为何不先信任圣经呢？你首先需要的是信心和谦卑受教的态度，而不是理性主义的骄傲！”
人不能成为真理和信仰的出发点。道理不等于真理。我们必须重寻出发点。一旦面对绝对真理，我们不能还抱持着自我中心主义和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时，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来容让真理占有我们、命令我们和要求我们。我无法包容绝对真理，我需要绝对真理来包容我；我不能修改绝对真理，我需要绝对真理来修改我。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但我寄希望于真理的力量。真理只要是真理，就有能力打动并征服我们。…面对真理，我们需要信心和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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