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80后，似乎大多带有娇生惯养的时代烙印。改革开放以后的大潮流恰好让我们赶上了科技飞跃、经济腾飞所带来的五彩斑斓的课外世界。这使得我们身上本就不太多的尊师细胞，愈加寥寥无几。小的时候那些调皮捣蛋的小鬼头们翅膀未硬、心智未全，看见老师犹如碰见阎王厉鬼——基本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待到中学阶段，在叛逆情绪的鼓舞下，长高了的大娃仔恨不能视班主任老师为仇寇。
不知是幸与不幸，我从小到大，也遇到过几位“仇寇”般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印象尤其深刻，他在我离开校园后直至成家立业，依然与我有过交集。
我姑且叫他Z老师吧。想起他，他那魁拔高大的身板与不苟言笑的面容便逐渐清晰起来。Z老师曾是我的初中班主任，任教数学，且一教就是三年。说他魁拔，是因为他不论课前课后，永远挺直腰板做人；他那近一米八的个头，对还是毛头小子的初中生来说，依然可谓高大有余。据说Z老师刚从“九曲”镇上的学堂里调来市一中的时候，便是给我们任教。也不知是否是这个缘由，他每次上起数学课来格外认真，印象中的他浑身上下都是饱满的精气神：每当课讲到紧要关头处，他那倒三角般的双眼眯缝在厚厚的啤酒瓶底似的眼镜后面，双眉紧锁，嘴型夸张的有些变形，整个面容仿佛如临大敌般狰狞可怖。此刻你整幅心思都被他的表情渐渐吸引过去的时候，他喉头间突然迸发出一声霹雳雷鸣般的嗓音，伴着肆意飞扬的唾沫星子，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爆炸开来，振聋发聩的声响顿时让你精神一震，睡意全消。更有甚者，已记不清是为了什么因由，只记得有次Z老师肝火大动，也许觉得光动唇舌还不够解气，他气势汹汹的拿起木质的“三角板”（一种教学工具）朝讲台不断摔打，愣是将其打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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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老师上课时的一丝不苟，与他课后的严格管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所有的数学作业和试卷，他都要求务必字迹工整，尽量避免涂改。否则遇到错题，Z老师批改起来可毫不手软，红色的大叉血淋淋的覆盖了整道题目，力度可深透纸背，让人不忍直视。若是有谁不小心上课迟到，尤其是男小囡，他一定会责令其站到教室门外听课，令其蒙羞。倘若谁胆子壮，不听劝告，那Z老师一定会吊着三角眼，前去“帮忙的”。不但如此，他还常在放学后留下学业不佳又品行顽劣的学生，等父母亲来校向他们“告状”。为此，许多男同学没少受罪，背后直将Z老师恨的牙根痒痒，真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可一旦他们正面遇见了“敌人”，那股气势却又先馁了三分。
初中年代，恰好是一个人长身体、竖立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启蒙阶段。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阶段的人对许多事物尚未形成客观辩证的思维方式。尤其在我离开学校融入社会之后，每每都对Z老师那般的教育方式产生过质疑与反思。虽然他的一些做法却有过激之嫌，但是其出发点和能够起到的作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不得不承认是值得肯定的。至少经常参加家长会的我的父母，时至今日仍比较认同Z老师当初的许多理念和做法。这兴许也能称作为“同一战壕”吧。
多年后，我独自在异地浮沉，偶然一次回家听人说起Z老师的变故。说他早几年身患重病，不再担任班主任一职。忽然难以想象原本一个连走路都雄赳赳气昂昂的学科带头人式的教师，会因故黯淡成何等模样。
几年前，我在一家金融机构做着信贷客户经理，恰好接待到由他人介绍来申请贷款的Z老师。当我面对面服务曾经的“严师”时，我内心是异常激动和喜悦的。他拿起我的名片，念叨起我的名字和职称，那黑黝黝的脸庞上浮起的令我猜不透的笑容，我当时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出于一个学生的关心，我大起胆子询问起他的病情。他也并没有讳言，如实告诉我说他当年得了肝结石，去了上海做了大手术，不能劳累云云。等到签字递交材料等一应手续完毕，款项发放成功后，Z老师礼节性的伸出他那宽厚的手掌与我握手，脸上展露出罕见的灿烂的笑容，直到此刻我才发觉他的头发早已斑白，他的眼珠已然浑涩，他的行动也已不复当年的虎虎生气。只是他那一身夹克衫依旧洗的发白，他离去的背影依旧昂首挺胸，并亦步亦趋的离开了我的三尺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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