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四四：真心还得事上练

《传习录》四四：真心还得事上练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求学问原本是为着解决问题的，但求着求着便忘记了求学问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原本是为着解决自己的问题来求学问的，求着求着便忘记了问题，变成了为学问而学问，不过徒增了不少的口耳之学，说给别人听，求别人一个半真半假竖起来的大拇指。

《大学》开篇即明确大学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目的，绝对不是食不果腹、整日为生计所困的“下民”所能虑及的。包括《大学》给定的假设“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认真想一想，若不是吃饱了“饭”，是断然上不了这条道的。所以，《大学》有一个基本前提——他的影响对象是两千多年前能够不为衣食所困的贵族，是今天已经摆脱了物质束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更进一步地讲，一切学问，在指向于解决人所面对的具体问题的同时，是在导引人摆脱现实束缚和影响的，王阳明的“心学”也是如此。

陆澄跟着王阳明求学问，说到底就是为了求这种摆脱现实束缚和影响的学问。

王阳明于正德九年四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众弟子跟随他前往，陆澄便是其中之一。跟王阳明“混”，是为了学习王阳明的为人，学习王阳明对于现实束缚与影响的摆脱。在鸿胪寺暂居期间，陆澄收到家中来信——自己的儿子病危。常言道“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此时的陆澄忧闷不能堪。

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很难做到“不动心”。当年，孔子有个很有修为的弟子叫子夏，孔子死后，子夏之名响彻河西，号称河西子夏，《论语》中留下不少子夏的言论。忽一日，子夏的儿子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位学问家终于坐不住了。据说为儿子子夏哭瞎了双眼，最后还是在子游的劝导下回过神来的。

由此可见，陆澄的“忧闷不能堪”是可以理解的。王阳明提醒陆澄——“此时正宜用功”。学问的用处，全在于此。无事静坐时，读《中庸》，对其所言之理可谓是了然于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等真到了有关己之事，这些道理又全部抛诸脑后，落到“忧闷不能堪”境地。这或许便是先前陆澄求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的缘由，这也是王阳明在此时提醒陆澄“此时正宜用功”的原因。

倘若求学问便是求个“喜怒哀乐”全然不起的境地，不如学做槁木死灰，这世界上的石头才是最高的修行者！能做到全然不起的人，充其量也就是个没心没肺的铁石心肠。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不是教人不发，而是教人不从“人欲”角度人为发出，而是纯然从天理的角度自然发出，唯有如此，才会“发而皆中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发而皆中节”绝不是两件事、两种状态，而是同一件事，同一种状态。能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只有一条法门——“去人欲，存天理”。

子夏哭瞎眼睛，算不得“之未发”，其中“人欲”过了，遮蔽了天理。陆澄“忧闷不能堪”，自然也算不得“之未发”，其中“人欲”已经到了“不能堪”的程度。

王阳明讲“此时正宜用功”，此时所用之功不是要人完全斩绝“喜怒哀乐”，而是要人“去人欲，存天理”——调停适中。这个调停适中没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可以参考，只有向自己的内心求——去一分人欲心体之中便多一分天理，待到天理充满心体之时便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这种情况下才能“发而皆中节”。

古人讲“毁不灭性”，是孝子哀伤，但不能伤害性命的意思。子夏死了儿子，哭瞎了双眼，至少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到“调停适中”。陆澄获悉儿子病危，内心“忧闷不能堪”，此时，不正应该下个“调停适中”的功夫吗？

学问还得事上求，真心还得事上练。

当年，李叔同在杭州出家，成了今人熟知的弘一法师。他的妻子追到杭州，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妻子叫“叔同”！李叔同答：“请叫我弘一”。妻子说：“弘一，请告诉我什么是爱？”李叔同答：“爱，就是慈悲。”妻子感叹：“慈悲对世人，何以独伤我？”

弘一法师沉默不语，乘一叶扁舟离开。

“调停适中”的功夫做得如何，外人又怎么能冒然评论呢？

只是，做学问不过是求诚意与真心，真心还得事上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