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一】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告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二】
一个普通的早上，妈妈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我身在伊朗，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她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妈妈溘然去世。
【三】
1995年，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四】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
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故事读完了，很真实。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的奶奶，我老姥那时候有80多岁了，一辆大货车倒车，老姥在视线盲区，老人家自己起不了身，当场被撞身亡。
25岁以前的时候，我从未想过死亡这件事，25岁那年，我爸上夜班，早上下班的时候，晕了过去，送到医院，就再也没有醒过来，那年，我爸48岁，当时我孩子3岁，我刚从养育孩子的家庭主妇回归工作不到一年，还没有站稳脚，我爸就去了，我没有在他跟前尽过一天孝。
时间不会停留，依然在飞快地过下去。
《俩儿子一个上清华、一个上人大，但他们的最后还是进了养老院》
李老今年70岁，老伴儿68岁。
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李老的两个儿子，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继续深造并取得了高学历，如今都在北京定居。
李老和他老伴儿的空巢生活过了将近10年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他们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他们还经常出门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
李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他们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而且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
2017年年初，李老的心脏病突发，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120急救车。前脚刚被送进医院，留在家的老伴儿就躺在了地板上。等到第二天，邻居发现了她，喊来120，接着老伴儿也被送进了医院。
他们不是没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
以他们的收入，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负担。
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买了房子，都是150平方米左右，按说也够住下李老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都不主动开口请他们去住。
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做父母的也不忍心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一道阴影。
现在看来，对于暮年生活，李老和老伴儿都太过乐观了。
当年，他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
起初，因为彼此无扰，他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会垮得这么快。
上次突发的身体危机，让李老和老伴产生了一个共识：住院两个人必须一同去。至少最终的那个时刻，会是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见对方，一同闭上眼睛。
在医院里，他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决定——住进养老院去。去养老院，应该是他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离开家时，李老和老伴儿仔细想了想，要从这个家带走的，好像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除了养老金卡、身份证件，唯一值得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现在有个特别残忍的说法，叫 “丧子/女“式养老。
中国人传统的“养子防老”，在当代社会的巨大流动性面前，已经几乎完全崩塌。
故事中的老李夫妇，有退休金，而很多农村的老人是没有退休金的，我公公婆婆60多岁，还一年四季在苹果园里忙活，一年两三万的收入，还没有扣除投资。
我记得有一次婆婆坐在院子里烧柴火蒸馍，婆婆本身有点胖，凳子小又太低，她整个人是窝在那里烧火，我看着她想起身，她尝试起了一下没有站起来，后来我儿子过去拉了她一把，她才缓慢地站起来。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婆婆确实老了。
我姥姥姥爷70多岁，住在因煤矿挖空的荒地里，旁边的村子已经全部搬空了，没有人，因为挖煤，原来自来水也不能在饮用了，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开过车的姥姥，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学会了开三轮车，每周固定回村拉吃的水。
生活条件多年也没有改善:没有饮用水，要一桶一桶接好，再拉回，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还要每天劳作，养牛，种菜，争取不给孩子添负担……
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生病住院，上上个月，我见姥姥姥爷的时候，他们还好好的。
昨天打电话，我妈带着哭腔，说姥爷最近又住院了，将近半个月没吃进去东西了，尿毒症，胃穿孔，只会睡觉，血液透析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我说我想去医院看看姥爷。
中午吃饭的时候，想到姥爷此刻还在医院受病痛的折磨，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也不知道米饭是什么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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